准东矿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计征标准研究

通过对准东煤炭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考虑,从生态破坏损失补偿、环境污染补偿、社会与居民补偿、发展机会损失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及生态环境维护成本6方面提出了准东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构建了准东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计量模型,并以阜康市康龙煤矿为例估算得出其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2 622 051.45元/a,上限值为3 287 385.17 元/a,占其生产成本的3.68%～4.62%,建议目前应按照补偿下限确定新疆煤田的生态补偿标准,而补偿上限可作为远期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实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以南水北调东线扬州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资金的分配是生态补偿的难题。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利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扬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确立受水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上限，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水源地各区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并建立补偿资金分配机制。研究表明：1）2010—2018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53.58亿元降低到467.99亿元，其中水体和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显著，占比90.38%；2）受水区应给予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0.91亿元，而支付标准上限为13.59亿元，二级服务水文调节价值占比80.02%，是补偿的核心；3）补偿顺序和补偿资金分配情况依次为高邮市（10.13亿元）、宝应区（5.08亿元）、邗江区（2.81亿元）、江都区（1.79亿元）、仪征市（0.93亿元）和广陵区（0.17亿元）。最后从明确补偿对象、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多元化补偿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声誉效应的跨流域生态补偿演化合作机制分析

跨流域生态补偿是提升生态资本价值、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政府在对具备社会环境效益、影响公众利益的生态补偿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产生声誉问题,通过对水源地和受水区的博弈情景设定,在考虑损失成本、生态收益以及转移支付等显性利益因素的同时,将声誉等隐性因素考虑在内,引入流域管理机构和政府声誉函数,构建生态补偿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水源地和受水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利益相关主体行为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双方合作的演化方向主要受奖惩力度、水源地保护成本、受水区转移补偿金额、治污效益、声誉转化效益等10个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强化流域管理机构职能、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构建声誉水平评价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途径等对策建议。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估研究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是黄河流域首个横向跨省生态补偿试点工程,评估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总结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实施的现状、问题与经验,为黄河流域全面开展横向生态补偿提供借鉴,有利于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以陕西甘肃渭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生态环境综合绩效测算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估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构建生态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沿渭地区20个地级城市2009—2019年生态环境综合绩效进行测算、评价、比较,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净效果进行分离、评估,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选取合理性、有效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2009—2019年,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陕西省政策组平均绩效增长尤为突出,但不同城市之间绩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不论是否控制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提升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绩效;在省份分组检验中,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5%水平上对陕西省生态环境综合绩效增长有积极作用,而甘肃省则无明显效果,分析其原因有甘肃省自身发展条件限制,环境治理经济负担较大、横向补偿机制不完善,上下游地位相对不平衡、政策实践起步较晚,缺少成熟经验。结合渭河流域地区特征与流域生态补偿共性,建议扩大生态补偿政策宣传,鼓励居民、企业参与;完善补偿机制,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制定双向补偿标准;推广省市地方成功经验,地方根据实际出台细则。     

基于CGE的城镇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影响研究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同时伴随能源消耗的迅速攀升,中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能源安全、碳排放约束等问题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城镇化对能源消费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2007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社会核算矩阵,构建静态CGE模型,模拟城镇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拉动作用;受收入效应的影响,城 镇化带来居民能源需求增加,同时替代效应使得生产部门能源投入增加,能源需求的增加推动能源价格上涨;城镇化使得居民总体福利上升,其中城镇居民福利增加更为显著。     

重庆煤矿区生态补偿研究-以松藻矿区为例

本文以松藻矿区为研究区,根据松藻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现状调查以及前人研究成果,构建适宜重庆松藻矿区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1999-2008年十年期间环境监测、调查以及统计等数据,综合运用价值损失法和恢复成本法,核算出十年期间松藻矿区生态环境与居民累计价值损失值,并根据生态系统稳定性等原则,得出松藻矿区吨煤应提取的生态补偿量,为重庆煤矿区生态补偿制度建立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1999-2008年十年期间研究区累计造成的生态环境和居民损失共446784万元,折合吨煤损失118.36元/吨;松藻矿区吨煤应提取的生态环境经济补偿量为73.71元/吨,其中,生态环境补偿量为42.25元/吨,居民生产和生活补偿量为31.46元/吨。     

重庆煤矿区生态补偿核算:以松藻矿区为例

本文以松藻矿区为研究区,根据松藻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现状调查以及前人研究成果,构建适宜重庆松藻矿区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1999~2008年十年期间环境监测、调查以及统计等数据,综合运用价值损失法和恢复成本法,核算出十年期间松藻矿区生态环境与居民累计价值损失值,并根据生态系统稳定性等原则,得出松藻矿区吨煤应提取的生态补偿量,为重庆煤矿区生态补偿制度建立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1999~2008年十年期间研究区累计造成的生态环境和居民损失共446784万元,折合吨煤损失118.36元/t;松藻矿区吨煤应提取的生态环境经济补偿量为73.71元/t,其中,生态环境补偿量为42.25元/t,居民生产和生活补偿量为31.46元/t。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以南水北调东线扬州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资金的分配是生态补偿的难题。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利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扬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确立受水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上限,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水源地各区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并建立补偿资金分配机制。研究表明：1）2010-2018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53.58亿元降低到467.99亿元,其中水体和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显著,占比90.38%;2）受水区应给予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0.91亿元,而支付标准上限为13.59亿元,二级服务水文调节价值占比80.02%,是补偿的核心;3）补偿顺序和补偿资金分配情况依次为高邮市（10.13亿元）、宝应区（5.08亿元）、邗江区（2.81亿元）、江都区（1.79亿元）、仪征市（0.93亿元）和广陵区（0.17亿元）。最后从明确补偿对象、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多元化补偿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论增值税转型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增值税政策调整,对煤炭企业的成本、利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了增值税转型对煤炭企业的影响:(1)煤炭税率从13%恢复到17%,严重影响了煤炭企业利益;(2)购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允许抵扣对企业是一项很大的利好政策,但是由于煤炭企业特殊性,导致煤矿企业实际增值税率逐渐增加。     

石灰石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生态保护措施

石灰石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本文从占用和破坏土地资源,造成水资源量减少和水质污染,影响生态系统组成和功能、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三个方面阐述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从矿山生态防护、恢复、补偿等三方面提出生态保护措施,重建生态系统,恢复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长三角区域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演化博弈研究

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高度重视长三角生态文明建设。现今长三角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且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身存在的外部性导致跨区域水资源保护机制无法顺利实施，如何解决水资源生态补偿问题成为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水足迹理论构建2008—2017年长三角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并在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下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相关主体的博弈决策，从而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最后从不同主体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为虚拟水进口地区， 其虚拟水净进口量及消费量在10年间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消费量达到1 586.2亿m3。从类别结构看，农业水足迹实际用水量最大，而贸易水足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变化较大；从地区看，虚拟水消费量贡献最大的为江苏省，其次为安徽、浙江、上海。2）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补偿额度10年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江苏省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最多，年平均达到92.22亿元，其次为浙江、安徽、上海；但江苏省的年平均生态补偿额对于生态投入成本的占比最低，仅为63%，上海最高，达到78%。3）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后，当中央政府对单方面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F与激励金额 B之和大于当地所获得的生态补偿P，且中央政府对双方同时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Q与激励金额B之和大于机会成本C的2倍，小于所获得的补偿金额P时，长三角地区可以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保护， 补偿），其中浙江省的激励惩罚范围在10年间变化幅度最大。     

水资源和水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GDP核算及发展效率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长三角工业经济因水而兴，但同时存在用水问题，水资源和水环境对经济发展约束长期存在。在“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水资源管理理念指导下，注重水资源节约与水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是突破工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论文聚焦水资源和水环境对工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双重约束，探索在水资源与水环境约束下长三角地区工业绿色GDP及其发展效率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以此提出对策建议。论文以长三角3省1市为例，2006—2019年为样本，利用改进后的资源损失价值调整法核算工业绿色GDP，并以此为产出指标，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价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整体工业绿色GDP占比逐年上升，耗减经济损失和降级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水资源浪费和污染问题逐步改善；2）从时间趋势看，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与无约束下的发展效率差异逐渐缩小，从地域差异看，上海、江苏工业经济发展效率处于较高水平，浙江、安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始终低于有效状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依赖程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但依旧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基于此，为降低资源耗费和环境成本，进一步减少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依赖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出如下建议：加快资源利用与环保技术创新，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与浪费，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抑制水质下降；优化水资源定价模式，综合供需平衡、利用效率、循环利用率等因素，实施差别定价；建立水资源一体化综合管理机构，以强带弱，不断减少地方差距，全面实现联保共治。     

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探讨

文章通过对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发展过程及理论依据的阐述,指出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费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定性不够明确;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立税依据上相重复;资源税没有立税的理论依据;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计征方式及分配比例不合理。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建议,即从法律上明确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对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调整,建立动态税率、费率制度;调整完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配关系和分成比例等。     

资源型城市生态转型绩效评价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平顶山市为例

本文以平顶山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市民感知、生态状态、生态治理及生态改善4个方面构建平顶山市生态转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计算出生态转型绩效评价得分。结果表明,1）2007—2016年,平顶山市生态转型效果明显,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生态环境逐渐变好,市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但仍有提升空间。2）生态转型绩效差异明显。从生态状态来看,单位GDP能耗和烟尘排放量以及二氧化硫排放量持续降低是主要影响因素;从生态治理来看,政府管理和政策变化是重要影响因素;从生态改善来看,平顶山市自然保护区的扩建和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增加是关键影响因素。     

碳排放视域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发展是协调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类发展的重点。我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状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而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采用超效率非期望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发展效率并探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然后与未考虑碳排放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评价绿色发展效率以及演化趋势和特征,并运用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ai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technology）方法识别评价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流域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碳排放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环境的约束下,下游的绿色发展效率值降幅明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分布特征;从影响因素上看,产业结构、科研投入、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和植被覆盖率对碳排放视域下的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低主要表现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主要是碳排放问题,正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碳中和愿景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保证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更强有力的保护生态环境,更好的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源,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禁牧、休牧会直接降低牧民的收入水平,牧民的禁牧、休牧意愿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度与生态的恢复程度,而生态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牧民的收入水平及牧民的禁牧、休牧意愿。因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将进行了实证模拟。本文通过三种不同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的影响进行情景分析,并对模拟结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水平较低,未来牧民增收缓慢且草原生态退化。如果降低补偿标准会出现经济与生态的恶性循环,如果适度提升补偿标准,牧民收入与草原生态均会出现较好地提高,如果过度提升补偿标准,牧民收入会大幅度提高但草原生态会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所以,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高低变化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对牧民收入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草原生态恢复。     

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博弈策略及因素分析

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建设影响全流域的生态安全,国家对这些生态重点区域设置了一系列限制开发政策,这也对当地处于贫困线下的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脱贫要求,而生态补偿可能给予因“生态贫困”而致贫的当地居民有效的脱贫帮助。本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探讨长江流域上下游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合作机制,以上游（保护,不保护）、下游（补偿、不补偿）为策略建立演化博弈矩阵,分4种情况对上游-下游混合博弈稳定策略进行讨论,最后得出（上游保护,下游补偿）为最优稳定策略,对其中该稳定策略中各因素关于演化方向的影响进行探讨。长江流域精准补偿机制的合作趋势的概率主要受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收益、下游补偿额度、上游开发收益、上游赔偿额度、对上游惩罚力度以及下游惩罚力度7个参数影响,其中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下游补偿额度以及上游赔偿额度为重要影响因素。上游降低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中央政府适当降低下游补偿额度、提高上游赔偿额度,同时控制惩罚额度能够提高生态补偿合作概率。     

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博弈策略及因素分析

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建设影响全流域的生态安全,国家对这些生态重点区域设置了一系列限制开发政策,这也对当地处于贫困线下的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脱贫要求,而生态补偿可能给予因“生态贫困”而致贫的当地居民有效的脱贫帮助。本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探讨长江流域上下游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合作机制,以上游（保护,不保护）、下游（补偿、不补偿）为策略建立演化博弈矩阵,分4种情况对上游-下游混合博弈稳定策略进行讨论,最后得出（上游保护,下游补偿）为最优稳定策略,对其中该稳定策略中各因素关于演化方向的影响进行探讨。长江流域精准补偿机制的合作趋势的概率主要受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收益、下游补偿额度、上游开发收益、上游赔偿额度、对上游惩罚力度以及下游惩罚力度7个参数影响,其中上游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下游补偿额度以及上游赔偿额度为重要影响因素。上游降低生态保护综合成本,中央政府适当降低下游补偿额度、提高上游赔偿额度,同时控制惩罚额度能够提高生态补偿合作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