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5—2019年我国163家上市新能源企业构造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首先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然后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下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最后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倒“U”关系;政府补贴对于成长期的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显著,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倒“U”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区域,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十四五”计划在原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创新、绿色在新发展理念中的重要地位。政府补贴,作为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为探究不同产权性质调节下,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以及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考虑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选取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2015—2019年高研发投入、低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106家国有与非国有产权性质的新能源企业,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解释变量为政府补贴,调节变量为产权性质,中介变量为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对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的研究,以检验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效应,企业产权性质作为调节作用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新能源行业的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强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不同企业产权性质的新能源企业,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上述结论提出：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补贴是保证新能源企业生存以及促进其发展的直接激励方式,因此建议政府应在合理监管下持续对新能源企业提供有效财税和金融等政策补贴;2）由于部分新能源企业违规将政府补贴转移到非研发投入中,从而使得政府补贴失灵,因此在国家后续政策法规出台后需细化新能源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的使用路径;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可获得的资源较少,市场风险抵御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在进行补贴激励时可以重点倾斜给非国有企业以促进其产出更高的创新绩效。     

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税收优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农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提升农业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资源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将税收优惠纳入模型,进一步研究在不同土地资源禀赋条件下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为农业上市公司制定研发战略和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经验数据与决策支持。以2011—2020年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检验税收优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期内大多数样本公司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而且税收优惠正向调节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通过影响沉淀冗余资源作用于创新绩效;对于较高土地资源禀赋地区的企业,研发强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显著。合理的研发强度对农业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加强区域间研发合作,因地制宜地拓展农业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     

战略差异对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中介作用

先进制造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主要靠创新驱动,如何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值得关注。以2013—2019年A股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战略差异度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战略差异度不同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其研发投入的确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提升,其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降低。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商业信用融资是战略差异度影响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路径之一,即战略差异度会通过抑制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来减少其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大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调整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方法进行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合理选择战略定位、推进技术创新提供经验证据,拓展了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研究,并从企业战略的视角佐证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先进制造业企业应充分考虑其偏离行业常规战略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慎重确定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创新战略。对于大多数先进制造业企业而言,在创新资源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实施跟随战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盲目追求特立独行、实施异于行业常规的战略,反而可能不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企业也应注重优化自身信用状况,巩固其与供应商和客户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缓解战略定位差异所带来的融资约束,进而有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我国煤炭企业研发投入驱动企业成长的绩效分析

能源低碳化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环境问题已使煤炭企业通过研发投入驱动公司财务绩效成必然。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29家煤炭上市公司,以其2014-2016年连续3年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强度和相关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实证分析了研发投入对煤炭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绝对值与当期的主营业务收入,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的营业利润增长率均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对主营业务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研发投入强度对营业利润增长率滞后性影响不明显。研究建议:煤炭上市公司需转变观念,重视RD活动,加强研发投入;研发活动应该适应市场导向,向市场、利润双重导向转变;注重研发投入的长期规划性,避免短期行为。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为合理有效地引导上市煤矿企业强化安全管理进而提高经济效益,选取了29家上市煤矿企业,基于2013—2022年的安全投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上市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内部控制变量研究其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我国上市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与经济效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内部控制在上市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上市煤矿企业持续、高效发展,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16个地市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研发活动成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环节,厘清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有利于从深层次理解区域科技创新转型的内在实质,为促进国家创新驱动转变提供参考。基于2012—2020年山东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这种关系在山东省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相互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在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其中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分别为40.1%、39.8%;经济增长对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在胶东经济圈表现更明显,创新绩效会促进经济增长,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5.9%;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贡献度较低,胶东经济圈呈滞后1～2期的抑制作用,创新绩效对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0.4%。研究认为山东省整体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到创新绩效的转化能力不高;胶东经济圈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的转化效率较低;鲁南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三者之间缺乏更有效的良性互动。     

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为了帮助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交易中更好地应对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所引起的跨国并购风险,平衡好经济利益诉求与社会责任的履行,论文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109起成功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同时考虑了企业所有制、行业一致性和跨国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并购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国有属性与跨国并购经验的负向调节;3）当并购双方属于同一行业时,行业一致性会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建议企业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并引入国际通行标准,也可借助国际公关公司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煤炭企业技术创新、高管权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选取2011—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煤炭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现代管家理论等,对技术创新、高管权力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且高管权力能够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及高管权力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兼并重组战略转型视角

对2009-2015年进行过兼并重组多元化发展的煤炭上市企业进行筛选,运用相关性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对上市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期的研发投入均对煤炭企业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当期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抑制作用,滞后期的政府补贴能够发挥对煤炭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能够为煤炭企业绩效的提升带来持续的积极影响;滞后期的政府补贴和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未来煤炭企业应努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需合理规划政府补贴,实现政府补贴希望改善企业绩效的初衷。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股权结构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研究不同两权分离度作用下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抑制作用,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则具有倒U型的影响作用,二者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即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而股权制衡度过高或者过低也都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2）两权分离度对股权结构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当两权分离度较高时,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抑制作用也较强,同时股权制衡度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倒U型关系也会得到增强。本文证实了股权制衡度与社会责任间的非线性关系,说明股权制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是把双刃剑,而股权集中高则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以上研究结论对于国内企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有关股权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     

补贴退坡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市场预期调节视角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产业的研发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补贴有序退坡表明新能源产业正处在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阶段,在补贴退坡和创新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新能源企业必然转向市场以谋求新的融资机会,保证稳定的研发投资。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政府补贴退坡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探讨市场预期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退坡后比退坡前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效果存在差异,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较小,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显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在市场预期的调节下会不断递减甚至会抑制研发投资,但随着市场预期的向好,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综合激励效应将不断增强。因此,政府补贴稳步退坡、补贴政策从“普惠制”向“扶优扶强”转变、及时调整政府补贴类别和力度、建立多角度的补贴机制有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研发投资。面对补贴退坡的政策调整,新能源企业要及时跟踪市场变化,提高企业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构建政府补贴与市场对新能源企业研发创新的协同驱动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与股价崩盘风险

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我国越发重视企业对环境责任的承担,基于此,论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深入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治理属性,进一步补充了验证机构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加强对环境信息的披露, 能够减少管理层隐瞒环境信息的可能性,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水平有限,大多追求短期投资收益,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本和信息优势参与到公司治理中,也极有可能为了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与管理人员共同隐瞒或推迟环境信息的发布,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引发未来股价暴跌或动荡的情况。也就是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调控和国家监管较多,更加关注其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引导作用,加强要求和监管力度,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上市公司也应加强内部管控,共同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     

浅析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资源型企业改制上市中的作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一项金融创新,指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基金,投资于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一般不谋求对被投资企业的长期控制,而是帮助被投资企业上市并在其上市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以实现资本增值后的退出。在证券市场公开发行上市对企业的主体资格、公司治理、财务状况、未来发展等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拟上市资源型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普遍存在种种不规范之处,造成上市的障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新型的金融资本不仅解决企业发展的长期资金需求、而且能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机制、通过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使和帮助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合法规范经营,尽快达到公众公司的要求,为上市扫清障碍。     

新疆R&D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文章选取1994—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R&D总体投入中,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654 536,远高于R&D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0.240 187,说明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即经费资源较人力资源占优势。在R&D活动类型中,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为0.765 641。由于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作用没有在当年得到体现。在R&D三大活动主体中,科研机构和高校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明显,企业的R&D活动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     

内蒙古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蒙古煤炭资源开发及经济发展现状,对内蒙古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初步检验,并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选取1991—2010年煤炭资源丰裕度、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等指标,对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的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不显著,尚没有出现“资源诅咒”效应,但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同幅度的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因此未来依然需要预防“资源诅咒”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