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以及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现行的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已经与现实脱节。文章通过分析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指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财产进行流转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提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重新构建的着眼点。     

城乡统筹视野下农村宅基地与住房制度的思考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宅基地制度影响下的农村住房产权与住宅资源,剖析"空心村"、"城中村"、"小产权房"等当前农村住房资源配置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城乡二元住房制度的对比分析,从城乡统筹的视野提出农村住宅相关制度变革的需求与政策建议,包括:建立完善的城乡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建立完善的城乡住房制度和保障制度,促进城乡资产的高效配置;建立完善的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目标 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可以概括为:1、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户长期拥有使用权;2、无偿使用,平均使用权,即一户一宅,面积要基本相当;3、宅基地使用权的获得途径是申请,乡镇政府批准,县政府备案;4、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流转,某些情况下不能继承(例如,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农户不能继承其亲人遗留或遗弃的宅基地);5、宅基地在农村户籍人口内部可以有条件的出售,但城市户口的人购买农村宅基地不受法律保护.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初探

总结了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并以实例阐述了宅基地整理的意义和方法,最后指出了进行宅基地整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指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资产专用性高时,会选择股权筹资契约,而使用的资产专用性低时则会选择债务筹资契约。文章根据企业生产的产品属性来判断企业使用的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将企业分为资产专用性企业和非资产专用性企业。以制造业中的子行业机械、设备、仪表行业相关公司的2009、2010、2011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检验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将企业的负债分为经营性负债、金融性负债和往来性负债。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与经营性负债率和往来性负债率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与金融性负债率呈正相关关系。     

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错配与央行外汇储备资产风险分析及对策措施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年来出口的大幅增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大,在此基础上,央行资产负债表不断被动膨胀致使资产配置严重外化,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形成了货币错配风险。通过研究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储备损益和货币错配三者之间关系,从全球产业战略布局的视角,提出在审慎评估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加强外汇储备多元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等合理并有效规避外汇储备资产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于资产、资源处置存在的问题和几点经验做法

农业经济是我国的基础经济,关系亿万人的吃穿住行。近几年,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民越来越关注资产和资源处置问题。如果科学合理的进行资产、资源处置及工程项目建设关系我国的基本民生。     

农村宅基地市场化改革的基础、问题及对策

农村宅基地市场化改革,从土地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理论,以及现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实践条件来看都是可行的。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限制问题分析研究综述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是在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支柱。广泛应用于投资决策的公司理财领域。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下,发展出如套利定价模型、跨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相应理论,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资本市场均衡理论体系。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采用了众多的假设前提,给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设定了一个无摩擦,完美的生存环境,也是这个完美的大环境与现有的金融市场并不一致,造成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万能钥匙"而在现实金融市场中屡次碰壁。因此,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者与现实存在冲突的几个角度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的概论和评述,包括存在交易成本、存在税收,投资者预期异质性以及对人力资本定价等问题,使得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加"接地气",同时也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有新的认识。     

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的柔性路径——基于江宁的观察

当前乡村现代化成为中国城乡规划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步骤。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基于历史经验的乡村治理解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南京江宁案例提出一条乡村治理可能的新路径。首先,通过对国家权力主导乡村治理历史的简要回顾,提出乡村治理与现代化的关系框架,包含为稳定的治理和为发展的治理两个阶段,试图以此解释乡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及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其次,通过对南京江宁乡村规划治理的案例研究,本文观察到以快速响应、项目精准投入和自主实践引导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路径的形成。再次,基于案例研究,本文归纳出区别于传统以现代化要素投入为特征的刚性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即以现代化经验赋予为特征的柔性乡村治理模式。最后,本文探讨了这种柔性模式作为未来乡村治理理想模式的内在合理性、可行性和规划应对。     

从"城乡一体化"到"真正城市化"--南海东部地区发展的反思和对策

城乡一体化或许是高级产业形态下的一种理想模式,但是在中国当前仍然依靠传统工业带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过早提出城乡一体化不一定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反思了在城乡一体化思维下发展的南海东部地区后,提出了未来基于"真正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包括区域协调的制度安排;设立有效协调的综合发展区;从新产业地域分工出发的产业选择以及农村、农民问题的彻底解决、第三产业发展的鼓励和更佳产业环境的塑造以及新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     

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

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是信息化时代的新自下而上进程。这一进程是对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环境与物质空间的系统重构,体现为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全面的生活现代化以及集约的空间城镇化特征。其与30多年前的自下而上过程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进步。乡村草根创业者将低成本的创业环境、本地非农产业基础以及农特产品的资源优势等乡村本土要素与互联网、电子商务结合,使得乡村得以突破传统区位约束,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分工,实现规模与职能的跃迁式发展。资本下乡和人才培育为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升级提供了重要保障。在这一进程中同样需要精明收缩的乡村发展思路。     

转型中的城乡规划——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谈起

在概略性解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包括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城市和乡村、政府与市场、物质与人等中国社会运行的几组基本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决定了中国城镇化模式的转变,而城乡规划也须相应进行四个方面的转型:在发展理念上,从经济增长转为价值增进,规划应加强与社会学的结合,自下而上地了解“人的需求”;在城乡关系上,从单向替代转为互补共生,规划应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价值,尊重乡村传统文化,汲取农耕文明的智慧;在政府边界上,从权力无边转为管控有界,规划的管控边界也应向公共系统收缩,并适应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的趋势,平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在规划视角上,从宏观单一转为人性多元,规划不能再宏大叙事般地“鸟瞰”城市,而应从置身其中的“人”的视角多维度观察和理解城市,包括与生活模式紧密结合的生态视角、基于个体空间体验的生活视角、适应精细化管理的微观视角、直面复杂城市的“非正规”视角、把握微观社会运行特征的新技术视角.     

城镇化中的“潮汐演替”与“重心下沉”及政策转型——权力-资本-劳动禀赋结构变迁的视角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城镇化的发展也进入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的"潮汐演替"和"重心下沉"亦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本文在回顾既有城镇化解释框架的基础上,立足结构性、差异性、连续性和要素的内生性,在考虑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权力-资本-劳动"禀赋结构变迁视角的城镇化解释模型,提出了"权力干预-资本边际收益差异-资本流动-劳均资本变化-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资本配置差异-非正式权力结构差异-内化为新的正式权力结构"的解释逻辑,并做了初步的实证检验。最后基于解释模型,从城镇化的状态变化、主体转换和政策演进三方面对城镇化政策进行了探讨。     

重建“社会资本”推动城市更新——联滘地区“三旧”改造中协商型发展联盟的构建

从城市政体理论"政府-社区-市场"三元视角跟踪研究佛山市南海区联滘地区更新过程,发现地方政府是"三旧"改造的主要推动力,必须通过政策供给和财政保障促进"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通过重建信任才能取得地区的统筹开发权;作为村社共同体的村集体,因为拥有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在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谈判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而基础设施的改善与规划供给则提升了土地区位价值,诱导开发资本进入,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协商型发展联盟"。     

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分散式农村城市化空间--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对农村城市化机制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外资导向和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忽略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作为农村城市化主体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为例,分析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促进分散的农村城市化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交通成本、税收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均质化现象,并导致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村一级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广泛分布,进而形成分散的农村城市化格局。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通过对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的分析。论述了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从“树形”到“互动网络”——公交引导下的村镇社区空间发展模式初探

公共交通导向(TOD)的村镇社区空间发展模式,是基于东部沿海平原省份城乡公路与道路网络较为发进的地域特性,通过选择性地建设设置公交站点的“城镇型社区”,形成网络化互动连接的城乡公交体系及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进而触发城乡要素流动、优化公共服务,改变传统发展动力自土而下的树形结构模式.通过对德州市临邑县村镇体系规划的实践研究,发现TOD村镇社区空间发展模式能够在依托地域需求、服务政府决策、优化规划模式和改善功能结构等方面为我国的新农村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乡村项目与规划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基于南京江宁的实证

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使得乡村基层政府财政能力显著下降,政府与农民间过去紧密的关系出现了疏离,农民间的生产合作日益松散——乡村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对乡村进行了大量财政投入,大量乡村项目以及作为空间载体的乡村规划的出现,使得原先"中空"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研究区,实证性地分析了该区众多乡村项目与规划的演变历程,并剖析了这一方式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认为在项目与规划驱动之下,一个新的乡村治理方式已经初具雏形。这一方式由政府发起并主导,但已渗透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改善过程中,"项目"成为了一种治理手段,而"规划"则构建了一个治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