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培育路径

中国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本文即是对于制度建设和参与实践的一些思考。要使协商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协商实践不流于形式,我们必须首先培育协商民主文化。而新时代协商民主文化培育的关键在于培育协商主体所具有的平等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曹家巷自治改造协商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

旧城改造是一次产权交易与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协商机制是其中限定博弈规则的首要制度设计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社会个体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之间存在关联性,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本文以曹家巷自治改造为样本,总结出利益主体协商中存在的5种协商交易成本,即多元主体沟通成本、"钉子户"成本、可信性成本、时间成本及社会外部性成本;针对其协商机制中的协商平台、协商程序和签约机制进行逐一剖析,寻找降低协商交易成本的施效原理;最后总结出旧城改造协商机制设计应在准确认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组织协商程序、寻找合适代理人组建协商平台,并以群体合作博弈为导向,制定捆绑协议机制。     

浅论我国修宪频率问题

我国宪法自生效以来,历经多次修改,其稳定性一直为大量学者诟病。但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恒动性之冲突客观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不能一成不变,我国修宪的时间及频率与我国国情及发展相适,亦符合成文法特点,且修宪前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价值取向等等并未改变,所以我国宪法并非修改过于频繁。     

宪法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比较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是该国全部国内法的"母法"。其他所有的法律法规均要受合宪性规制。因此修改宪法是国家大事,事关国体和政体。宪法修改基本可以分为全面修改或部分修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经历了3次整体大修和8次的部分修改。从历史实践和社会发展现状来看,这几次的修改都是符合历史轨迹和人们期盼的。本文以总结几次宪法修改的推动因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比较全面修宪和部分修宪的区别,希冀厘清宪法修改的相关理论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兴起,作为一种民主理论的新转向,它是学者对代议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显露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成果。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晚于国外,大致开始于2002年底。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研究晚于西方,但其在中国的可行性却不亚于西方。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精神资源;二.马克思主义者对多党合作及统一战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为协商民主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具有现实依据:第一,协商民主契合我国非竞争性政治模式的内在要求;第二,中国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基础。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实践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协商民主在区域范围内的开展依托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     

浅谈宪法修改程序

随着宪法修改,宪法修改程序也在不断完善,本文以我国的宪法修改程序为对象,进一步分析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现状,宪法修改程序对宪法的影响,宪法修改程序体现了宪法对人权的保护和对宪法秩序的维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宪法修改程序的研究,结合现阶段我国宪法修改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对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提出相应的借鉴。     

澳门行政诉讼中的民众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

民众诉讼来源于古罗马法,在近现代,很多国家(地区)再次对其进行研究并在立法上得到确认。澳门《行政诉讼法典》中明确规定了民众诉讼制度,其原告资格广泛,保护的利益具有普遍性,适用普通司法上诉的程序。遗憾的是因为澳门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至今没有一例民众诉讼的案件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澳门居民对于民众诉讼认识的欠缺。尽管如此,澳门有关民众诉讼的规定仍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伟大创造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写入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实现形式长期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总结这一历史过程对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特点和新实践——兼论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的建立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开展,具有多机构分散实施、以立法为重点内容等特点。监督主体和机构专门化、监督对象和程序合理化是依宪治国的内在要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成立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是宪法监督制度的新实践,具有丰富的法治内涵。     

从电信、联通价格歧视案看我国的反垄断和解制度

电信、联通价格歧视案是我国反垄断法2008年生效以来,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的第一件涉及大型国有企业的案件,由该案引出的反垄断和解制度对今后涉及国有大企业的案件有很大影响,但由于我国反垄断和解制度本身不够成熟,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协商和解透明度低和实施效果不易被接受的缺陷,因此,加强和解制度的监管,完善其程序,才能使反垄断和解制度更好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