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探索——以江阴为例

江阴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方法采用"城乡整体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框架"、"空间管制 政策措施的实施框架"、"传统内容 专题研究的技术框架",以探索区域统筹的措施、探索城乡统筹的途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     

关于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成果编制形式的探索——以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修改为例

本文以重庆总规修改为例,重点从成果编制形式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力图为今后的总体规划修改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大数据时代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技术与方法探索

当前,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主导的信息化浪潮正席卷全球,同时,在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总体规划编制也面临变革和转型.信息化为实现总体规划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建设战略数据平台并引入“大数据”的分析方法,有效支撑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的编制,对大数据时代总规编制技术与方法进行初步探索.     

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探索──以浙江省台州市总体规划为例

本文针对编制跨世纪城市总体规划的若干问题，结合台州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提出以下四方面的探索：一、对“城乡一体化”观点的讨论和阐释；二、城市总体布局结构的特色与意义；三、建构城市发展目标的量化指标体系；四、明确并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促进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     

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变革的实践特征与思考

空间规划管理权的整合,将推进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从原来的"多规争一"走向"多规并一".对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变革的实践进行了研究,提出应放弃门户之见,在"多规"的编制力量、管理部门"合一"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城市总体规划(或者是城乡总体层面的规划)的转型.在对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变革思路进行了思考,提出改革建议:在空间的资源观与理论范式方面,应围绕资源的发展权重构规划事权,应从技术理性走向多元协调;在规划的政策性与成果表达方面,应加强规划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使之真正发挥引领性,在成果的表达方面应体现政策性与逻辑性;在编制的组织与控制方法方面应加强各方面力量的协同性,在控制方法上应注重结构性与层次性.     

新时期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编制的探索与思考——以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为例

针对我国当前城市规划领域缺乏公众参与的具体方法和相应措施的现状,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组织思路、规划编制不同阶段公众参与的具体做法等方面,介绍了南京总规修编公众参与的实践。通过对南京总规修编公众参与的广度、深度、方式和效果以及特殊事件的相关结果分析,指出当前应从"政府主动推动、畅通参与渠道、构建公民社会体系、健全参与体制机制"等方面促进社会公众切实参与到城市规划编制的每一个环节中。     

温故而知新再行更远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回顾

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50年来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重点对中规院在1950-196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初四个时期所进行的五轮总规编制工作做了回顾与反思,从编制工作的背景、任务、特点、成效与问题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归纳,并展望了总规编制工作在规划指导思想、理念、技术方法、调控目标、范围、内容、编制审批实施管理七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种城市规划系统观与城市总体规划改革

认为城市规划系统是由规划研究、规划编制、规划实施三个子系统按合目标性与合目的性双重路径呈现功能运作 ,并由此思路对城市总体规划改革提出了设想     

论大城市规划区内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编制--从规划实施的角度谈起

城市的区域化发展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城市的区域化发展造成了大城市规划区内小城镇发展环境和发展要求的巨大变化。本文分析了大城市规划区内小城镇在大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困难的根本原因,指出既适应大城市区域化发展需要,又要发展自身社会经济,是大城市规划区内小城镇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然后,结合总体规划的实施,阐述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编制应该从大城市规划实施、区域协调以及小城镇自身发展要求等方面来解决小城镇总体规划实施困难的根本问题。     

论我国城市规划编制技术制度的创新

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颁布实施已经3年,但规划编制技术制度的创新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本文在梳理我国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体系发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近年来编制工作中新的动态,进而提出了规划编制技术制度创新的一种思路和设想。着重阐述了构成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体系的各个规划层次和类型,并就战略规划、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3个基本层次,围绕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技术特征和要点、审批主体和方式,分别做了重点分析。     

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重点的探讨

面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总体规划不能适应当前城市发展要求的现实,本文在分析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点应突出“四性”,强化“五规”。即突出规划的协调性、社会性、经济性和应变性,强化区域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生态环境规划、旧城区更新改造与保护利用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     

加快构建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体系的思考——以北京为例

总体规划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但是总规实施中经常出现发展理念转变不到位、任务制定分解不清晰、规划实施路径不落地、政策机制配套不充分和跟踪监查预警不及时等问题,造成总规不管用、不好用。本研究以新版北京总规实施工作实践为例,结合下一步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建立"加强组织领导抓落实、细化任务清单抓分解、完善规划体系抓落地、深化改革创新抓突破和开展城市体检抓监测"五步联动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体系,推动总体规划实施,明确了干什么、谁来干、干哪里、怎么干和看成效的全流程工作方式。     

城市地下空间控规体系与编制探讨

国内相关规划编制规范与办法的缺失,导致许多地下空间控规编制成果各自成章,不利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规范管理与有效控制。从地下空间的特点出发归纳了地下空间5大系统,并梳理出相应的规划控制指标体系,包括地下土地使用规划控制、地下建筑建造规划控制、地下交通设施规划控制、地下环境与设施配套规划控制、地下市政设施规划控制、地下防灾设施规划控制6大项、26类。结合常规控规编制办法与地下空间的特点,对6大项规划控制指标的编制方法与内容进行详细解析,并相应提出了地下空间控规编制的主要成果内容。     

面向新时期的城市总体规划——以重庆市为例

为适应直辖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重庆市于2004年启动了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本文论述了重庆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在组织形式和方法、规划理念、重点内容以及总规实施保障机制上的创新之处等方面的主要变化,并对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实施提出了一些具有探索性的观点。     

中国规划的政治依附性之辩——转型中国规划的角色认识

在经济增速放缓、政治体制变革的转型背景中,中国城市规划专业应该怎样"转型"成为热题。其中,城市规划附庸于政治而需要被动地应对政治转变是隐含的"常识",但这一认识带来了规划转型的现实压力——受制于无法改变的体制。规划是否的确依附于政治体制,如果不是,又应该怎样看待规划与政治的关系,进而认识规划转型的核心?本文从论述方式、论证视角两个方面解读和反思了中国规划的政治依附性的判断过程,发现城市规划不仅没有长期固化依附政治的角色,反而在不同时代发挥了专业价值。再从解构主义思维反思政治经济结构凌驾于其他结构之上的观点。最后认为,转型中国规划求变的核心并不在于规划要怎样适应政治体制这一或其他外因,而在于反思与自省内因,沉淀与重拾专业价值,进而期待一个多元多维的规划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