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公司参与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报表编制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混合投资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型交叉持股(吸收合并)经济交易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在集团母子公司吸收合并交易中个别财务报表以及在集团实际控制人、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部分特殊交易母公司编制单体报表期初数(比较数据)不能被追溯调整(不完全具有可比性)。本拙文对"集团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方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重新安排"非换股交易模式做粗浅探讨,对该特殊股权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模式提出新见解,理论合规性与实务可操作性并重,并提出会计确认、计量和财务报表编制建议。     

附兜底回购子公司股权投资会计处理

上市公司在子公司层面引入少数股权投资,在投资期内少数股东可选择按退出时点估值退出,上市公司向少数股东承诺最低收益,不管以何种方式退出,上市公司均有回购义务。少数股东按股权比例在股东会享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在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派驻委员;拥有最低分红强制权。这种附底线可变收益兜底回购的少数股权在子公司层面和上市公司层面如何列报,是选择金融工具准则优先还是选择合并报表准则优先,本文从混合金融工具和当前所有权的角度,对该类业务进行探讨。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动机及市场反应研究

某些情况下上市公司可以进行股份回购。文章以2006—2012年期间中国A股市场发生股份回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回购动机分类研究了股份回购的市场反应。描述性统计发现,不同情况下的股份回购在短期内都能够产生正向累计超常收益率,但能够产生正向累计超常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多为回购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资产负债率等。回归分析发现样本公司宣告的三种股份回购动机都与累计超常收益率负相关,特别是当样本公司宣告为股权激励而回购股份时,市场反应显著为负。因此,投资者应谨慎操作,不能仅仅根据上市公司宣告的股份回购动机来决策,还应该分析该公司的回购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资产负债率等因素。该研究还可为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权益法核算内部交易的会计处理

成本法核算和权益法核算是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两种方法,投资企业对具有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或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其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文章探讨内部交易在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的当期及继后期间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的若干思考

合并报表属于集团公司中的母公司所制定的一种报表,其主要将自己子公司的会计报表进行一番汇总,然后,抵消关联交易部分,获取站在整个集团角度上的报表数据。合并报表还可称之为合并财务报表、合并会计报表两种类型,对其进行会计处理时经常会采用权益法与购买法这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至今尚无定论。而对于特定行业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为此,本文选取了2007～ 2009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为样本,分别探讨了高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通过对三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都成非正相关关系。在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分析之前,为了突出差异性,本文先对整个上市公司三者关系进行分析。最后,针对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浅析集团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集团化规模越来越大,集团公司对企业合并报表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企业希望通过合并报表来反映集团公司总体及各板块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为企业内部决策及外部投资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但在合并报表编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相应的问题,如对于合并范围难以清晰界定、会计准则和会计估计不统一、有限合伙制基金如何并表等,因此需结合企业财务合并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集团化公司实际存在形式和实际财务管理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商誉减值在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中的列示

近年来高溢价并购浪潮不断掀起,在高溢价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誉减值风险。现行会计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和合并报表商誉减值的规定是两条线并行,个别报表中商誉减值反映在长期股权投资减值中,而合并报表中商誉确是以购买日的商誉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因此当前会计准则并未将两者减值综合考虑进来,不利于实务工作者理解和操作。文章通过案例分析,试探性地找出个别报表中商誉减值和合并报表中商誉减值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以期为完善相关会计政策法规提供思路。     

以合并报表为视角的下推会计

文章在梳理现有三种合并报表编制路径基础上,例证了如何运用下推会计在购买日及日后连续编制合并报表。在阐述下推会计优势的同时,对其推广的可行性和缺陷作了分析。     

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与现金股利

本文以2014～2016年作为研究时间段,选取在2013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创业板公司作为年度数据,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制衡程度对于现金股利支付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选择会受到内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程度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不仅会增加发放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还会增加发放现金股利的比率,公司内部的股权制衡程度则会造成相反的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修订内容探讨

财政部2014年发布了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此次修订内容较多。文章分别从准则的总则、初始计量、后续计量等不同章节,对修订的主要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主要包括准则规范的范围、合并费用的处理、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核算方法的调整、成本法下投资收益的确认、间接持有的对联营企业的投资处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的处理、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等方面。     

合并差额报表方法探析

<正>随着企业投资和购并活动越来越频繁,企业报表合并也越来越复杂。目前普遍采用的报表合并业务处理方法,已无法满足合并事项的连续记录和后续管理要求。本文提出采用编制"合并差额报表"方法进行会计报表合并,解决目前"编制合并工作底稿"方法所带来的不足。一、合并报表处理现状目前编制合并抵消分录和底稿存在如下不足:1.不能完整地反映合并业务的经济实质。目前企业对合并抵消分录的编制千差万别。不少企业把合并调整分录只是简单地写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缺     

超额亏损子公司资产剥离会计处理方式解析

<正>一、引言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集团公司为组建优质资产包,通常把超额亏损子公司进行股权无偿划拨,超额亏损子公司是指在企业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的资不抵债子公司。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资产证券化的要求,国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近年大规模增加,其中比较常见的重组方式之一是上市公司购买母公司集团范围内未上市优质资产,从而实现集团内剩余优质核心资产上市。集团公司为使拟上市资产质量符合监管要求,剥离超额亏损子公司,剥离方式通常采用股     

母子公司分期收款销售业务递延抵销的会计处理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是企业特殊销售商品业务的一种形式,会计准则中要求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会计核算,如果在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发生此类销售业务,那么在期末编制合并报表时就要对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项目和相应的交易进行抵销处理。但目前相关会计准则和教材中并未对合并报表中因分期收款产生的递延项目进行抵销作出相应的说明与规范,由此,文章通过对企业合并报表准则进行分析,结合相应的案例分别从母子公司的角度对分期收款涉及的合并抵销的处理进行介绍,以期对实务工作者有所帮助。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

文章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和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并运用2009年至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平均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低;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的三次项对其会计稳健性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高管持股比例的二次项对其会计稳健性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且呈现出不稳定的倒U型关系。因此,企业需要完善股权激励方案,并结合公司自身情况,把握最佳的高管持股比例。     

中小企业股权制衡度与财务风险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了截至2011年12月31日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613家公司为样本,股权制衡度分别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来衡量,财务风险运用Altman的Z-Score模型进行计算。在总结已有文献基础上提出假设,运用Eviews6.0软件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制衡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探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方应以合并日应享有被合并方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作为形成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而当被合并方在合并基准日账面净资产为负数的情况下,合并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如何进行确认?文章以实务案例的形式进行探讨,以求寻找较为合理的处理方法。     

创始CEO持股对新创企业绩效是促进还是抑制？——基于先前经验的调节效应分析

已有研究忽视了股权配置中创始CEO双重身份的独特价值,缺乏对创始CEO持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研究。本文整合资源基础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采用中国创业企业成长跟踪调查项目中互联网和软件行业2013—2015年的数据,对其做层次回归分析检验创始CEO持股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先前经验多样性和相关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创始CEO持股比例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先前经验多样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具体地,创始CEO先前经验多样性较高时,其持股比例与创业绩效倒U型关系受到弱化;而先前经验相关性对倒U型关系并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如何安排混合所有制中的股权比例——一个元分析证据

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安排第一、前五或前十大股东股权比例是个理论与实践都有待解决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有关股权集中与企业绩效变化关系的理论观点纷呈,证据矛盾。在区分"一股独生""大股东共生"生态基础上,分析了"股东数量递增效应"与"持股非均衡效应",提出混合所有制股权比例安排假设后,以中国银行业为例,文章运用元分析技术,依据40篇样本文献,提取了148个方程信息,经实证检验后发现:一是第一大股东股权越集中,企业绩效越差;二是前五或前十大股东股权越集中,企业绩效越好;三是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能够减弱第一大股东利益侵害;四是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效应高于前五大股东股权集中作用;五是前五大股东股权内部不均衡效应相对显著。文章政策启示在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既应重视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带来的利益侵害,也应着力培育多个大股东,特别是前十大股东力量;同时,应注意大股东之间股权比例分布适度均衡。     

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国有股权的存在使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改革进程中,应当全方位优化企业当前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