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村外人”到“新乡贤”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以H省G村为例

城乡二元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导致在乡村保护与发展中内生动力不足。而同时,随着城乡壁垒的弱化,一批走出去的"村外人"带着新资源,抱着乡土情怀重返故里,成为传统村落复兴的契机。本文基于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的"公"、"共"、"私"领域等理论基础,以传统村落H省G村为案例,深入剖析了乡村治理中"村内人"和"村外人"的互动关系,并指出回流的村外精英拓展了新的社区关系资本,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现实困境。研究依据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具体行动,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困境的建议,包括塑造"新乡贤"文化,建立"新乡贤"议事平台,分工协作等,对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复兴传统村落的发展建设,以及拓展乡村规划的理论视角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农耕文化复兴视角下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盐城市射阳县特庸镇王村为例

农耕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农耕文化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治理的基础.中国的农耕文化需要以文化复兴为目标,建立协同创新、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的发展策略.本文选取盐城市里下河地区以盐恳文化、蚕桑文化为主要特色的王村为例,通过村庄产业与农耕文化协同创新的空间设计,为王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思路.     

完整街道视角下城市街道网络的多维特征测度及实证研究——基于交通、社会和自然的分析框架

街道作为连续、大规模、多属性网络系统,通过对其网络测度体系的精细刻画,有助于精准把控存量更新中规划干预方向,同时,网络类型划分模式也可指导街道精细化设计策略。将居民移动、交往与生态行为作为内核,以完整街道理念为介质,多属性街道网络要素为保障,建立涵盖交通、社会与自然的多属性街道网络测度体系。选取大连市为研究区域,采用主成分分析、案例对比与聚类分析,评价不同属性街道网络特征。研究发现,交通便捷型网络在密度、形态与公交站点邻近度等方面水平相对较高,可保障移动行为的安全需求,与安全街道目标相契合;社会服务型网络在区位优势、功能复合与界面质量等方面水平较高,可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交往行为的丰富诉求,与活力街道目标达成共识;自然主导型网络的蓝绿水平与可达性相对较高,可引导生态行为发生,与绿色街道目标更加匹配;而欠缺型网络在交通安全、社会活力与环境品质等方面严重不足,亟待通过提升站点邻近度、功能配套与绿化品质等措施来改善街道网络质量。最后,为城市更新背景下街道精细化设计与盘活存量中街道网络合理性提供建议参考。     

宅基地审批管理中的权利(力)冲突与权利失配——土地发展权配置视角的研究

新增宅基地审批管理是赋予农民将其他类型土地转变为农村住宅用地的权利,其实质是对特定类型土地发展权的配置。由于宅基地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宅基地发展权的配置既有行使公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的性质,又有保障和落实农民基本权利的要求。其特殊属性形成宅基地发展权配置过程中公权力行使与农民私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以及发展权空间配置要求与农民对土地的现状权属分布不相匹配的矛盾。权利(力)冲突状况下,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博弈造成农民权益受损与土地低效利用问题并存的现实,而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未能有效化解权利空间失配的矛盾使得规划失去实际指导作用,影响到宅基地空间布局优化目标的实现。因而,如何解决权利(力)冲突问题和化解权利空间失配的矛盾是破解目前宅基地审批管理困境的关键问题。     

新乡村建设与规划师的职责——基于广西百色华润希望小镇乡村建设实验的思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适合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当前活跃的乡村建设实践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广西百色华润希望小镇是国内首例由央企捐建,政府、村民及高校机构等联合运作的乡村建设实验,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意义。本文在对百色华润希望小镇乡村建设实验讨论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起包括改善建成环境、扶持产业经济和重构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乡村建设理论及运行机制,并阐述其在百色华润希望小镇的具体实施与成效。最后,对该理论及实践进行检讨,探讨了乡村规划与乡村建设的关系以及乡村规划师在乡村建设中的职责等问题。     

家庭视角乡村人口城镇化迁居决策特征与机制——基于武汉的调研

乡村人口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微观行为主体,务实深入地研究他们行为决策的特征与机制,是制定合理的城镇化政策的基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整体的综合理性是乡村人口进行迁居决策的主要基础。基于家庭单元的人口城镇化研究价值日益凸显。梳理武汉市域外围乡村地区的实地调研成果,构建基于家庭的分析框架,重点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行为选择特征进行机制解释。发现武汉所代表的中部大都市外围乡村家庭的迁居意愿总体较低,多数家庭通过代际间或夫妻间分工、劳动力近距离流动维持城乡二元兼业模式,家庭成员的行为选择相互补偿,共同追求家庭发展的均衡稳定,半城镇化模式是乡村人口长期理性选择下的均衡模式。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要打破这一均衡,必须立足家庭整体理性,顺应家庭聚合发展的总体趋势。     

“空心村”治理与宅基地制度变革——基于广西富县实地调研

从全国调研的情况看,"空心村"的成因包括地理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外出务工阶段等因素,然而,学界误将农民进城务工期间出现的季节型"空心村"当成"空心村"的主要类型和主要问题所在,继而提出了宅基地市场化的"空心村"治理策略,掩盖了"空心村"问题的公共事务治理本质。广西富县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依靠本土资源,利用村社统筹机制打破了闲散、细碎、日趋固化的宅基地使用格局,成功完成了"空心村"治理工作,不但为其他地区"空心村"治理提供了思路,而且对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有所启示:在保障农民住宅权的前提下,适当加强村社集体在宅基地上的所有权和调整权,建立和完善村社统筹机制,为"空心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流域文化保护路径研究——以辽河流域沈阳段为例

以流域为空间界定,以城乡统筹为研究背景,结合辽河流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实践,试图探索出打破行政区域概念的、立足于城乡发展的流域文化保护策略和方法,以此树立和强调流域型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     

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开发控制研究——基于“结构-参与者”模型的住宅开发指标调整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已建立以颁发"两证一书"为主要内容的开发控制体系,既往研究指出现有开发控制体系存在制度约束力不足、行政人员罔置规划和随意调整规划指标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理论辨析、经验总结和个案分析方法,其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反映现有开发控制体系的整体运行效果仍值得质疑。本文以制度主义"结构—参与者"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以北京市朝阳区住宅开发项目为例,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现有开发控制体系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会影响其获取住宅用地的开发权,但对开发过程中规划指标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与住宅项目"两证一书"审批过程确定性相关的主要因素为土地出让方式、单位面积土地出让金和颁发项目选址意见书与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间隔时间。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旧城改造模式——以广州荔枝湾文化休闲区规划为例

以广州荔枝湾文化休闲区改造规划项目为例,对岭南旧城的水乡形态及商住共享的传统街区格局,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设计理念,使旧城的历史街区改造不仅停留在保护层面上,还能通过功能空间的再利用,从保护型改造模式转向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传承为目的的发展型改造模式,从中探讨岭南旧城历史街区的改造复兴之道.     

基于地理空间与产业组织的服务业集聚区规划——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服务业集聚区不仅对带动服务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培育新的城市空间增长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但由于学科视角的差异,对于服务业集聚区的内涵、界定标准以及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尚未形成共识。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产业组织与地理空间的双重视角界定服务业集聚区的内涵与标准,探索服务业集聚区规划的流程与内容,并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探讨如何理性地选择与规划服务业集聚区,旨在完善服务业集聚区的理论研究,推进服务业集聚区的良性发展。     

古寨新城 小城大事——以《北川新县城总体城市设计》为例的城市特色空间尺度研究

以《北川新县城总体城市设计》案例为基础,通过研究羌寨独特的空间尺度和四川地区传统的空间尺度,并结合现代城市空间尺度,在北川新县城总体城市设计的过程中探索如何将古老的羌寨空间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再现和延续地方传统的特色空间。进而形成民族、地方、现代三者共存共荣的小城市特色空间尺度标准体系。同时通过塑造具有人文关怀的空间环境,展现羌族风貌、抗争精神和文化遗产,以促进地区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