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我国创业板相对主板市场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相关分析模型,利用STAT软件剖析公司管理人员报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表明:在创业板市场上,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提出建立有效的激励薪酬制度;有机结合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适度拉开高管间的薪酬差距;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透明度等建议。     

董秘、董秘团队与资本市场公司价值——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的检验

以2015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多元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研究了董秘团队特征对上市公司的可见度和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团队规模和成员年龄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可见度和绩效。董秘团队规模越大、年龄越大,越能吸引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关注,并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但团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董秘个人的薪酬对团队绩效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因此在团队建设的基础上,更应重视核心领导人的激励,有助于稳定提升公司绩效。而稳定的董秘团队不受董秘离职、兼任其他职务、高学历和财务背景等方面的影响。应对创业板董秘离职潮,研究从董秘团队建设方面提供了经验借鉴。     

公司治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业板的推出极大地推动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也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奠定了基础。文章从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入手,以创业板上市的81家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搜集的创业板市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司治理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企业创始人的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企业绩效是企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创始人与实际控制人通常为同一个人,这一特殊性导致了创始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深远。基于此,文章从企业创始人的学术水平、行业关系、政府关系三个方面,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创始人的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创始人学历水平、行业关系、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均呈正相关关系,三者均对企业的盈利以及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文章以2010年至2012年中国4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针对此结果,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加快创业版上市公司的转型与升级。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以河南省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均与企业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意味着降低负债有助于提升经营绩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无明显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正相关,表明股权适度集中有利于股东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使其强化管理,提升业绩。     

企业股份回购的效益研究

本文从2006年-2012年的股份回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超常收益(AR)、平均超常收益(AAR)、累积超常收益(CRRA)来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公司成熟期,为了加强原来股东有效控制股份,从外部股东回购股份,从而增强公司的未来盈利的目的,向市场传递本企业良好的信息。     

VIE模式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并购动因及绩效研究——以阿里巴巴并购优酷土豆为例

VIE模式是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独特创造及现实选择,超过40%的中国企业在赴美上市时都采用了VIE模式。本文以阿里巴巴并购优酷土豆为契机,对其并购的动因及整合过程进行分析,并从市场绩效、财务绩效、经营绩效三个视角系统评价阿里巴巴并购的效果。研究发现,并购后市场反应积极,股东财富增加,并购对阿里巴巴企业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均有积极影响,同时,并购后公司的EVA值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购协同效应基本得以实现。     

风险投资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吗？——基于合谋掏空视角

本文以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风险投资是否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参与合谋掏空,进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与控股股东掏空显著正相关,表明风险投资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参与了控股股东的合谋掏空。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正相关关系在股权集中度中等和高管在职消费较高的企业更显著,表明控股股东和高管的合谋意愿和能力是影响风险投资合谋行为的重要因素。     

混合所有制企业大股东构成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多个异质大股东并存的股权构成对公司治理和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的深层次结构化问题。以2011年至2016年上市的国有竞争类公司为样本,整合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外资、民营和自然人四类股东的持股比例,选择企业规模作为异质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非国有大股东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从正到负地递减,结果显示:混改能促进改善大部分国企的绩效,但提升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于较大规模的国企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为国企混改的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提供了理论支持,丰富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