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哲学：一个尴尬的概念

近些年来较为时髦的"实验哲学"存在着如下可疑之处:(1)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存在范畴混淆和边界模糊的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认知科学或实验心理学的语词变换,那么,实验哲学究竟是哲学还是科学?(2)实验的地位在一个世纪前就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中得到确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将实验用来限定或修饰哲学,就概念内涵来讲,是冗余性的。(3)实验作为一种方法如何从描述性的发现中得出规范性的结论?方法论的自然化遭遇"解释鸿沟"困境:心智、意识、体验最重要的特征是其主体性,它不受物理世界因果规律的支配;对内在状态、事件和过程的理论说明不能仅仅通过诉诸物理现象的理论说明而获得成功。(4)按照实验哲学的主张,对于"直觉在多大程度上可靠"的判断需要诉诸经验,而对这种判断的判断仍然依赖于直觉,如此就陷入了一种自我支持或循环论证,但实验自身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实验哲学"的反思旨在理解哲学"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对批评的回应

徐竹对于笔者的拙著《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的主要批评是,一种试图在唯物论框架中解释规范性问题的理论,自身也很容易反过来成为一种更深刻的规范性理论的被解释对象。对此,笔者的回应是:这种带有布兰登气质的"更深刻的规范性理论"其实反而是错过了"如何从无规范的物质出发说明规范"这一更艰难的理论问题。段伟文对于拙著的主要批评是:一种基于小数据主义的信息技术,是否来得及将人类从大数据的肆虐中解救出来?而笔者的回应是:笔者并不认为小数据主义一定会打败大数据主义,而是说,在不放弃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前提下,小数据主义是解救人类既有文明的唯一技术通道。宗宁对于拙著的主要批评是:如果笔者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逐步军国主义化视为纵向的信息——物质管制结构的强化——的结果的话,那么,笔者又将如何解释丸山真男关于"日本恰恰是因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没有肃清横向的封建结构而走向军国"的论断呢?对此,笔者则试图指出:日本军部对于全日本武力资源的纵向上的垄断,以及对于封建结构下的武力分散结构的破坏,才使得日本国内缺乏足够的纠错力量,无力防止国家陷入军国主义泥潭。     

哲学作为一项认知事业

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在多重意义上,它与其他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连续的:(1)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像其他各门科学一样,哲学也是探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它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2)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哲学与常识和科学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正像科学方法是常识方法的精致化一样,哲学方法也是对常识方法和科学方法的提炼和总结。(3)就其效用而言,哲学和科学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过一种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4)通过哲学史来学习哲学和进入哲学,通过批判地反思先前的哲学理论,开拓新的领域、使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理论来发展哲学,这才是看待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关系的正确态度和做法。(5)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如下两个说法只是想当然,似是而非:科学依赖观察和实验,哲学诉诸诠释和理解;科学重点关注"实然"(事情实际上怎么样),哲学重点关注"应然"(事情应该怎么样)。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专题

<正>编者按:本专题刊发的这组文章是从"第六届《哲学分析》论坛: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学术研讨会上选出的。黄颂杰教授的《关于实践哲学的三个问题》、胡军教授的《如何解读人的行动结构》以及刘宇博士的《实践智慧与实践思维中的范畴错误》分别从实践哲学的三个核心问题、行动结构的现代特性以及实践思维的范畴等角度对杨国荣教授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所展开的论域进行了深度研讨。杨国荣教授以《行动、实践与实践哲学———对若干问题的回应》为题,对上述文章以及与会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整体性的回应,就元理论层面的实践哲学的论域与功能以及行动的结构性、实践范畴的分疏与综合、实践过程中     

奎因暗藏有心灵理论吗?——兼论翻译不确定性的意义

奎因有关翻译不确定性的理论或方法论背后,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倾向理论。不同的语言乃是有关行动倾向性的不同系统,它们在运用那些指称词和描述词时得以实现,而指称、识别或描述不过是对于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回应方式。奎因的这种理论是彻底经验性的,并没有把意义设定为命题或任何其他抽象实体,但它显然诉诸一种暗藏的心灵,只不过没有将其刻画为心灵,而是作为倾向。翻译不确定性表现了心灵(作为活性倾向)的创造性活动。这些活动完成了由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形式或倾向上的转换,它们是独特的行动和独特的实践,因此,不同的翻译表现着翻译者心中不同的独特行动和事件,任何两个翻译都难以被认为是相同的。正是这种作为能动倾向性的心灵理论,导致了有关翻译和解释的新型理论,而它同时也正是所谓"哲学诠释学"或"本体发生诠释学"所预设的基本观点。     

大众的“理性行动”概念——一种实验哲学视角的考察

对理性行动的说明向来是一个哲学难题,大众则普遍相信自己能够判断一个行动是否理性。通过设计若干案例调查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对调查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表明:(1)传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行动概念没有很好地刻画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2)大众对行动是否理性的判断也易于受一些因素(如行动的后果)的污染;(3)大众的"理性行动"直觉与哲学家经过慎思的直觉没有显然的差异。对理性行动的说明应充分尊重大众和哲学家共享的东西。     

真理：重温一场传统的论战

按照对"真"的结构分析,真理论可分为:内在论、符合论、融贯论和紧缩论。这四种方案各有其适用范围,但经过深入研究发现,除符合论以外的三种方案都存在棘手的难题。融贯论不能证成逻辑上的不矛盾律,不能合理地解决如何选择"支配性"信念系统的问题,并且它和内在论都不能解决偶然真问题。紧缩论的问题则是:若将"真"理解为提供一种认知担保,与其所主张的等值图式相结合,就可推出:信念p没有认知担保当且仅当非p有认知担保,这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关于p和非p,我们有可能都没有认知担保。为摆脱传统符合论的困境,可以通过列举"老生常谈"的方式,发展一种多元真理论:"真"在不同领域取决于不同的事物——在一个区域内取决于符合,在另一个领域内取决于融贯。"超可断定性"这一概念可以解释这种多元真理论的可行性。     

为理智主义申言

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是一种诉诸心智的知识结构(概念、命题知识等)来解释行动的性质或者行动的某些方面的哲学立场。理智主义在若干哲学领域皆有表现。针对赖尔对理智主义的批评,可以为理智主义论题提供一个一般性的辩护。理智主义对解释"智能行为"和"善行"这类行动的某些特征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信息时代的哲学精神”专题讨论之二

<正>编者按:本期专题刊发的是"第十届《哲学分析》论坛:‘信息时代的哲学精神’全国学术研讨会"的第二组会议论文以及邬焜教授的回应文章。这组论文既有对邬焜教授创立的信息哲学的理论内涵和贡献的述评,也有对其信息哲学体系中的信息本体论、信息及其载体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分析与     

后理论的“田园城市”《良渚文化村: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评论

正1释题对于本文的题目,首先需要做个说明。第一,当然是关于"后理论",其实我并没有想要也并没有真正动用后现代主义中"后理论"的理论武器。这里的理论是有明确所指的,那就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因此,所谓的后理论讨论的就是田园城市理论提出之后的事,尤其以此来回应《良渚文化村》一书副标题——"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