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刑——反思“醉驾”入刑

"醉驾"这一困扰我国多年的社会难题,自《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及正式实施便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俨然告一段落,然而,《刑八》实施一段时间以来,会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与社会高度契合呢?对此,我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从轰动一时的"醉驾"事例着眼,以平实的语言对"醉驾"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刑八》得到切实的实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以“考试作弊入刑”问题为例探究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及其实现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国家考试的公平性问题终于走进了法律的视野。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九)"考试作弊入刑"为视角,简要解释何为刑法的谦抑性,讨论考试作弊入刑是否与刑法的谦抑性相违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寻求"作弊入刑"与"谦抑主义"两者之间的价值平衡,进而探究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及其实现。     

关于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相关探讨分析

人肉搜索是近年来我国民众基础性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涌现的全新法律问题,基于刑法学视角分析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具备充分的学理价值。本文围绕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从两个方面展开了简要分析。     

刑法修正中民意的体现——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刑法修正中,存在着犯罪化的趋势。立法机关修正刑法时,均通过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各省(区、市)和中央有关部门、部分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等单位意见,以座谈会的形式,听取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全国多方调研,反复研究,最后形成修正案。这表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的研究和立法活动中的运用,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促使立法活动中民意得以更加充分的体现。     

论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启动——以《大清新刑律》为视角

作为清末法律改革的产物,《大清新刑律》从体系、体例到内容都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刑法,是其在刑事法律改革领域的突出代表。清末法律移植不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当下与今后的法律移植活动也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和走私核材料罪等9种犯罪的死刑,并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将是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大进步。中国当前的死刑立法改革应以非暴力犯罪为重点,成批量废止死刑罪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严格致命性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进一步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明确死缓的地位和适用条件;将联合国公约要求的"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和中国死刑政策立法化,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创建哺育期母亲、精神障碍人、聋哑人等其他特殊主体免死制度。     

网络环境下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以《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惩治网络犯罪的规定为视角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其匿名性、离散性、广泛性与即时性的特征也被犯罪分子利用,从而对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构成了新的威胁。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8月通过,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条款,构建了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为中心的网络秩序刑法保护框架。     

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界定——以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视角

通常意义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消费领域中具体实施的法律法规,新《消费者保护法》同时引入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赋予消费者一项补充性的救济方式。该制度的引进,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太大争议,但对于本法明确规定的原告资格即只限定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有权提出公益诉讼这一条款,存在诸多争议,未能达成一致观点。因此,本文将对限定原告资格范围的界定合理与否进行理性浅析,以探求对主体范围限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商票资管业务中欺骗性行为的刑法评价——以票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为视角

票据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特别规定,其主观方面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需要以主客观相一致为标准,按照客观→主观的进程进行推定。实务中,对票据活动中的欺骗行为的认定应持审慎态度,避免刑罚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在实施票据诈骗罪过程中触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时,不宜一概按照牵连犯理论择一重罪处罚,应依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对两罪进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