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结构图景及其演进动力

基于2003—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静态图景描述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倾向于投向大市场国、低成本国和近邻国。计量分析显示,东道国实际GDP、人均国民收入及其与中国的距离是这种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实际GDP、对东道国工程承包、国际贸易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具有正向作用。据此判断,随着中国及东道国经济增长、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贸易扩大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规模必将持续扩大,并更多地流向经济增长快、低成本优势突出国和远距离国。因此,在发展策略方面,对外投资企业应与其他对外经济主体密切协作,努力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政府应统一规划、整体布局、协调推进各种对外经济活动,维持、扩大和提升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投资者保护、现金持有与公司投资

文章以2005—200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现金持有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查了投资者保护对控股股东滥用和侵占公司现金资产行为的约束作用。研究发现:1.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显著正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有通过过度投资和现金资产侵占两种方式来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动机。2.投资者保护可以缓解因控股股东对现金资产的侵占而形成的投资不足,但对控股股东滥用现金资产的而形成的过度投资并没有显著的约束作用,这为理解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和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研究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移民网络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为非国有控股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投资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促进作用更明显。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的提升增强了移民网络的促进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则会减弱移民网络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移民网络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男性移民来起作用;如果考虑中国移民和东道国移民的共同作用,则移民网络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6~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检验美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与东道国出口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产寻求型FDI无论是通过模仿和学习还是员工流动,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均不存在明显影响;资产开发型FDI,尤其是市场寻求型FDI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影响程度最大。第二,资源寻求型FDI利用生产经营渠道对东道国出口强度起显著正向作用;出口平台型FDI借助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沉没成本以提高其出口业绩。第三,只有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市场寻求型FDI和出口平台型FDI对出口强度才表现为正向作用,而资源寻求型FDI对本土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而改变。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有效的引资策略和出口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跨国研发项目投资中风险控制的博弈分析

研发项目的跨国投资拥有东道国政府、企业以及外商三方面的投资主体,它们在对跨国研发项目的投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和风险,因此构建东道国与外商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东道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进化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寻求不同投资主体之间共存发展的最优均衡,并针对分析结果,从东道国视角出发,提出了有助于跨国研发项目投资的政策建议。     

弱父爱主义下的P2P网络借贷投资限额制度构想

P2P网络借贷作为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其风险超乎传统金融。互联网普惠金融体系扩大了投资者群体,众多缺乏经验的投资者在"有限理性"的制约下往往漠视风险、贸然投资,极易导致经济利益损失,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应适当干预投资自由,通过设定投资限额制度来保护投资者。弱父爱主义理论与P2P网络借贷投资限额制度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应当将该理论作为投资限额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构建出"三层基准、层内微调"的投资限额分级制度,充分结合个体实际情况,最小限度地干预投资自由,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道国视角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4—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东道国视角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成正比;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而地理距离显著阻碍了中国企业对其投资;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显著吸引了中国投资。     

机构投资者与非效率投资关系:述评与展望

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两种形式,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会导致公司资产和社会资源的不充分利用。目前关于机构投资者能否抑制非效率投资或抑制程度是否一样的结论还未成熟。本文首先阐述了机构投资者、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梳理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机构投资者持股及其异质性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文献;最后对文献进行评述,以期丰富非效率投资和机构投资者的理论研究并指出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非效率投资视角

文章以2009—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不考虑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会计稳健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考虑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情况下,依据Richardson(2006)划分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方法将全部样本划分为投资过度样本组与投资不足样本组,研究发现:在投资过度样本组,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但不显著;而在投资不足样本组,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说明机构投资者并不总是追求更高的会计稳健性,机构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需要考虑企业非效率投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投资法庭机制研究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具有阻碍国家管制权的行使、一裁终局无法纠正错误结果等弊端。具备全新运行模式的投资法院机制弥补了其缺点,通过政策尊重和赔偿限额有效的保护了国家的利益;通过启动自由、降低成本、高透明度保护了个人利益。但是,投资法院机制存在性质上是审判还是仲裁和裁判效力的难以确认的问题,可以通过扩大缔约国数量、设置有效的执行措施、接受对ISDS机制下机构所做裁决的上诉来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