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江西中、南部地区枭私的活动特点与运销方式

清代以前,江西中、南部地区历来以销售淮盐为主,但由于受行盐划界体制及其他翩 度与菲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一在全省乃至两淮盐区都具有重要地位的食盐行销区,时至清中叶,私盐 贸易变得非常活跃。当时,泛滥于江西中、南部地区的私盐有商私、官私、邻私、枭私及漕私等,在 众多的私盐当中,尤以盐枭走私最为猖獗。该地区盐枭走私不仅规模大、组织严密,而且具有独特的 活动特点和运销方式。本文拟就该地区枭私的活动特点与运销方式作一个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清代雍正到道光初年的盐枭走私

盐枭走私是食盐专卖制度下历代政府关注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文初步探讨了清代雍正到道光初年的盐枭走私现象，内容涉及盐枭走私之私盐来源、盐枭的构成成分、盐枭的组织与贩私方式以及盐枭走私盛行不衰的原因等问题。     

晚清江淮盐枭与帮会述略

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是晚清私盐较为活跃的一个区域,特别是盐枭走私异常猖獗。这一阶段的盐枭集团不仅自身成份复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而且还与当时的两大主要帮会组织——青、红帮联手合流、交通融合、串通一气,共同泛滥于江淮地区。     

清代两淮“官私”述略

有清一代,以盐务官员和缉私兵役为主体的食盐走私行为,一直以来就是一种普遍现象。专卖体制下,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各级盐务官员和缉私兵役无不以食盐为利薮,千方百计盗卖私盐。他们或化官为私,或藉官行私,或得贿纵私,有时甚至与盐枭勾结,共同贩卖私盐。盐务官员和缉私兵役的贩私行为,既可能与俸禄太低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身处困境所为,当然,利益的诱惑更是关键原因所在。     

封建垄断下的私盐抗争

封建政府为了攫取高额盐利,对涉及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的食盐实行经营垄断,以压榨盐业生产者和掠夺食盐消费者。私盐和盐枭是封建食盐官专卖制的对立物,他们是挣扎在官盐流通禁区的一支劳动大军,有效地抵制了封建专商垄断,要求自由贸易,为促进市场统一、平抑盐价、发展盐业商品经济作出了应有贡献,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戴和赞誉。盐枭不仅是历次反封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还往往被拥为骨干力量;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不愧为人民革命斗争一偏师。由于其＂私盐贩子＂的声名不顺,加以其＂复杂的社会身份＂,其历史功绩至今被湮灭,史墨亦失诸偏颇。本文将对私盐与盐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辛酸苦涩的人生经历、诡谲叵测的机敏行踪、英勇悲壮的奋斗生涯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述。     

清代广东食盐走私的地方社会条件试析

乾隆五十五年(1791)以后,清代两广盐区的私盐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道光二十年(1840)私盐所占比例已高达75.4%,与通称的"官三私七"之说不谋而合。当时两广总督那苏图就曾说"广东私盐充斥过于江淮"①。整个来看,广东的私盐比江浙两淮的私盐更为盛行。那么,为何广东私盐要比江淮私盐更为活跃?除了清代广东本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外,本文主要从清代广东食盐走私的地方社会条件加以分析。     

浅谈盐政宣传

盐是关系到闻计民生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历朝历代都实行专卖。虽然当前的食盐专营政策与历史上的垄断专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只要有私盐的市场存在或者只要贩卖私盐的利润大于风险,就必然会有走私盐的存在。换句话说,走私盐只有在没有市场或者是走私的风险大大超出所得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从市场上逐渐消失。     

论宋代私盐的市场供给

宋代私盐活动给官盐的正常销售造成很大的冲击,成为宋代官盐"滞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私盐供给的主要渠道,一是官府控制下的诸盐场盐户、盐官及民间诸色人的私煎私卖;二是官盐在转运途中被盗卖或销售过程中的违禁;三是周边地区食盐的走私入境.     

清政府对私盐的防范和打击——以江西为例

清代，私盐问题是困扰清政府的主要社会痼疾之一，食盐走私在明代日渐严重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的暴露出来。私盐的泛滥不仅破坏了官盐的销售，直接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给清代封建国家政治带来了许多不利后果，为此，清政府在加强垄断盐利的同时，也严密了对私盐的防范和打击。但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缉私机构的腐败无能有关。本拟就江西为例，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论清光绪中后期的江浙盐枭

盐枭肆虐是困扰清光绪朝江浙地方政府的一大社会毒瘤.它既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显示出清朝地方政府在根除枭患上的难有作为.盐枭作为武装走私食盐的团伙,在清代一直存在,然而在光绪中后期其活动更加猖獗,表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成为地方社会的祸害.清政府和地方官员采取诸如剿抚结合、厉行保甲、安抚流民等一系列措施,但成效甚微.盐枭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融合以及匪化,构成威胁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反映出江浙地区传统社会秩序正加速崩解的基本事实.     

宋代私盐贩阶级结构初探

历来贩私活动就不是单纯地由某一阶级或阶层进行的,而是多种成份的杂合,唐末五代是如此,进入宋代则更加复杂。宋代私盐贩,除了广大下层劳动者外,还有不少豪商猾贾和一些专以私贩为业的“盐枭’。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宋代,丰厚的盐利也诱使统治阶级中相当部分人利用特权贩私营利,可以说,当时的各阶级、阶层都有人跻身于私盐的行列中。但过去多数学者每每谈及私     

清代两广盐区私盐盛行现象初探

清代两广盐区是一个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盐区。按人口与官盐额定销量进行比较，发现两广人均私盐量高于全国水平。就其原因，一是两广盐商经济实力远逊于淮商、芦商导致该地区出现无人无商之地使私盐乘隙而起；二是两广行盐地区地形复杂适于走私；三是两广盐区某些政治上或盐政上的权力真空的存在促使私盐泛滥。本文还论述了两广盐区私盐盛行的社会影响。     

清代两广盐区私盐贩运方式及其特点

私盐贩运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令人注目的一种经济现象。时至清代，两广行盐区，官、商、民、枭甚至旗兵都在不断地贩运私盐，他们采取诸如提报盐船失事、借用融销或子盐等名目、盐引一引多用、武装走私、利用政府对贫民的安抚措施、伪造盐票等办法贩运私盐，从而使两广行盐区私盐盛行。我们透过两广行盐区私盐贩运及其整个流通过程可以发现，在清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之下，私盐作为一种商业贸易，在这一贸易过程中的“人”（即私盐的出卖者、贩运者、消费者）处处追求经济利益，但是，这一贸易的每一环节都具有明显的非经济理性导向的或其它非经济的行为。因此，在传统经济体系中，私盐贸易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缺乏经济理性的经济现象。     

“激励的悖论”——试论清代的盐业缉私

清政府对私盐活动的打击不遗余力,但私盐现象仍极为严重。根据博弈论“激励的悖论”模型可知,加大对走私盐犯的惩罚力度,只会短期有效,长期效果必须靠加强对相关执法部门的监督,以及对失职行为的查处来保证。清廷举措失当、重此轻彼,成为清代私盐泛滥的重要原因。     

论乾嘉年间湘江沿岸四府食盐销售

乾嘉年间,湘江沿岸有岳州、长沙、衡州、永州四府。除衡州府酃县外,淮盐是官方唯一允许在四府销售的食盐。四府官盐供应有限,分配不均,根本不能满足百姓需求。充斥四府的私盐主要是淮私和粤私,其分界线在湘潭。四府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私盐价格较低。此外,淮盐走私活动隐蔽,虽然路途遥远,仍有大量淮私运到;清朝政府不许衡州府、永州府改食粤盐,也是粤私泛滥的重要原因。     

清中叶湖广私盐量化分析

清中叶,湖广私盐异常活跃。名目繁多的私盐严重影响了官盐的销售,对湖广官盐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在湖广食盐市场,当时私盐到底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目前有两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私盐占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另一种观点为"官私之半"说。建立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的量化分析表明,如果不分具体时间与地点,笼统地估算私盐市场份额,无论是"三分之一"还是"官私之半"之说,其实都是很不确切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淮盐区的盐业缉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两淮盐区私盐泛滥。为打击走私,保证税收,相关盐业机构采取了多种缉私措施,收到了较好效果。与历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盐业缉私被赋予了浓重的时代和政治色彩。新生政权需要迅速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而盐税在国家税收中占较大比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再强调取缔私盐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运动"促生产的做法也深刻影响了盐业缉私的方式,出现了全民缉私的局面。     

地方私盐的治理逻辑：清季台湾新竹地区县官与盐官的行政博弈

"私盐"常常作为商品或是法律上的意义而为经济史、法制史研究所关注,而光绪年间台湾新竹知县方祖荫在私盐治理中,"私盐"却主要被用作地方行政的治理工具。知县方祖荫的治理方式主要通过不定期的私盐案件对盐场地方头目进行提醒,并要求他们写下完纳盐课的保证书,而不主要在抓获多少私盐行为。当被认为"罔知轻重"的盐馆委员史传礼试图暴力毁坏盐埕以绝私盐时,便激化了与"老成练达"的知县方祖荫的行政矛盾,而致其自身被上级撤换。基于对盐法和地方社会的比较和审夺,"私盐"政策成为当地官民博弈之下地方行政的重要手段,被利用以实现盐场地方的社会治理。"私盐"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名目的出现,仅是为地方行政提供一种制度运作的工具,而不是限定地方运作的法则。     

清代监政之研究（续）

清代监政之研究（续）原著：［日］佐伯富翻译：顾南，顾学稼第４节枭私正如《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卷四三孙鼎臣“论盐”中所载：枭私者出干所在之贩私，以其鸷也而谓之枭。所谓枭私，即为悍的贩卖者的私盐。盐枭是指盐匪或者盐徒，在宋代也称为盐碱，在清朝也是被...     

关于清中叶江西食盐销售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清代中叶淮盐在江西各府岁额的消长、浙盐的岁额问题、广盐繁多的名目以及广盐与淮盐、私盐与官盐的角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