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位性原则视角下城市文化同质化现象的内在机理及其反思

城市文化的发展应坚持对位性原则,对位性的秩序是在城市文化转换中根据城市本身的文化基础,不断在实践中进行调和以期在城市文化各因素之间达到一种协调与融合。由于在不同时代不同城市的文化优势性要素不同,因此对位性机制彰显出强烈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差异性。正是对这一原则的弱化与忽视造成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同质化现象,这与城市化本身是一个文化"共时性"的发展过程、城市化的实践存在一个行为"共同体"、特定城市文化的特质等因素相关。破解城市文化的同质化,需要在对位性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城市文化与城市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产业和特色文化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     

城市外交和上海参与“一带一路”的高端定位

"一带一路"战略使得沿线城市互联互通,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体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合作浪潮的出现,有助于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上海以建设多元功能性全球网络连通的全球城市为目标取向,代表和体现国家战略,不仅在"一带一路"战略构造的网络中,且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起决定性节点作用。上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全球城市合作,打造"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中心枢纽城市。     

中国城市化改革取向的战略态势与功能推动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其原有的初始制度安排主要是通过行政型的中央-地方体制(包括财政分权、计划经济、规划审批等)和二元的户籍、土地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来加以塑造和固化的。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来思考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发现有两个特点:第一,人口多;第二,中央-地方体制。这两个特点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常态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已从"规模扩张"向"功能建设"转变,在城市功能建设中,由重视"基础设施功能"向"要素聚集"和"城乡统筹"的功能转变。其内在要求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形态、功能相匹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分割和城乡分割,以及良好的社会治理。     

城市化:期盼人本协调的发展理性

在轰轰烈烈的人为造城式的快速城市化运动中,急功近利、打造政绩、盲目无知导致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等的非理性城市开发,正成为某些城市主导者的行为惯性。然而,这种在某些非理性思维者看来是造福人类的举动,实际恰恰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动。城市化,应该是对觉悟了的渴望城市化的现代人需求的满足,她不仅是一种渐进过程,更是人文要素引领下的诸多城市化要素互相叠加的理性过程。     

城市中心区交通瓶颈问题分析与对策——以郑州市为例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一些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问题"相继出现,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学术界也纷纷出谋划策,探求治病良方.郑州市地处中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进行了包括环路建设、"畅通工程"等在内的多种建设与管理措施,保证了郑州市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展开.然而其中心区的交通瓶颈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此问题在中西部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规律入手,对郑州市中心区的交通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新世纪西部地区城市化战略及其实施策略

选择与构建正确城市化发展战略，对加速西部地区城市化、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新世纪西部地区不应选择农村城市化战略，西部地区未来城市化战略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战略，其核心是城市化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的选择。西部地区最显的特点是城市短缺，无论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都存在巨大的扩张空间。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必须走现有城市扩张之路，重点发展中心城市。推进西部城市化进程必须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区域协调，东西联动，加强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引导，构建要素流动与集聚新机制，改革城镇管理体制。     

现代新型城市化刍议

新型城市化应"新"在哪里?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课题.新型城市化是城市转型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市化的"新"主要体现在六个"化"上,即农民工市民化、空间布局合理化、土地利用集约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精细化. 1、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也是城市化的实质.国际上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就是城市人口的占比.     

“十三五”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合作发展的新常态与协同策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由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点各有侧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所差异,而区域合作的初级阶段是城市的布局合作,中级阶段是生产的要素合作,高级阶段是政府间的制度合作,因此,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中,关键是如何完善创新区域协调的发展体制与机制问题。要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区域协调发展就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新常态。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AECOM中国设计研究计划”正式启动

本刊讯全球领先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服务咨询集团AECOM和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宣布,双方携手打造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AECOM中国设计研究计划"正式启动。在为期三年的合作项目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知名教授、学生将与AECOM的专业人士通过设计工作营和学术讲座,在中国的代表性城市,就城市化的发展与趋势进行深入探讨。该计划第一年将以"包容性城市:对于开发导向型城市的再思考"为主题,并以厦门为基地,与厦门市规划局合作,     

高层建筑“多态共生”的设计实现途径研究

高层建筑底部空间始终与城市空间发生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将高层建筑底部空间"内"、"外"结合,并其纳入到城市空间的网络中,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需要,加强其城市化设计,才能加快与城市环境的融合。     

迈向包容性城市的发展之路

城市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与矛盾,迫切需要我们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实践进行反思并探索新的城市化转型方式。包容性城市发展所力图体现的"包容",其关键是必须跳出单纯的价值层面和消极的个体行为层面,而要以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来促成一个包容性城市的形成。可见,这里的"包容",必须上升为一种集体的社会行动、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宽容的社会文化,以广泛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参与来促成一个包容性城市的形成,这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建构“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可能——兼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

面对中国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现实状况,《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一书提出通过建构"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方式从文化的层面促进城乡关系协调发展。首先要从改变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入手,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吸纳、融合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形态的具有生长性的要素;其次要以文化结构建构为核心,尤其要重视乡村民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它不仅是文化传统的活态载体,而且是维系文化记忆和情感的重要纽带;再次要以农民工为触媒,着重发掘这一群体在城乡一体化、城乡互融过程中所起到的桥梁与中介作用。     

论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源:产权特征

从企业合约思想的角度出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合约参与要素的产权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源;在经济发展史中,公司治理问题是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并不能说明公司治理是新问题,它只是问题的新的形式而已,是企业合约结构上的变化.     

制度变迁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规模的核心决定要素是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和阻力,交易效率会促进城市化的进程,也会有效控制城市规模,最终确定合理的城市化水平.为了分析交易效率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本文运用我国1978-2004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制度变迁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水平.发展了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结论,并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和途径:由市场决定城市规模的大小,走以制度变迁推进提高交易效率为核心的城市化之路.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浅析

城市化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社会生产力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社会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在空间上聚集。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产业逐步壮大、升级，城市质量得到提高，同时，城市的物质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持续而迅猛，并在未来30年呈加速的趋势。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城市化速度开始放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时期，     

世界城市视阈中的现代公民素质培育

世界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问题的凸显,现代公民素质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文化要素和推动力.作为一个和封建臣民素质相对称的范畴,现代公民素质的主要诉求是提倡市民做有序、参与、包容的城市主人.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加强公共领域建设是培育现代公民素质的制度路径.     

我国准私家车时代的城市病及其治愈规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机动化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种膨胀式的快速发展使本不应该走上私人小汽车发展道路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更患上了以交通拥堵为特征的"城市病",而且"病症"越来越严重。为此,必须大力建设"公交都市",真正使城市公共交通得以优先发展,并成为广大市民高度信赖的高效、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要在规划上下大力气、大功夫,从源头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有效控制并引导私人小汽车合理使用。     

城市病界定的困惑及克服的责任主体定位

暨南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覃剑博士在2012年第5期的《现代城市研究》上发表题为《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一文,认为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     

去极化视野下的21世纪世界城市化理论导向

大多数城市并不处在世界级层级,地理概念的城市化模式也并非在全球城市结构中齐头并进。跨入21世纪,为了更好地消除"城市病",研究者纷纷提出诸如生态城市、无边城市、紧缩城市、知识城市、宜居城市等城市化模式,这些代表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呈现交错发展的态势。     

东中西部城市“十二五”发展战略的异同与转型调整

"十二五"期间,城市转型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主旋律,同时东、中、西部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自身特点,以及面临的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因此战略重点和发展路径也存在异同之处。总的来说,东部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重点是以合理布局人口和产业为导向;中部城市由于重点承接东部现代制造业转移,空间结构的转型是以园区为重点进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西部的重点在"两头",即注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