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皇家特性

云冈石窟从开凿起到主要洞窟的基本完成,无不与北魏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昙曜五窟"的开凿宣告了"沙门不拜王者论"的结束,而政治上的需求则引发了艺术上的创新和发展。皇室与社会民众的互动促进了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进程,并形成了云冈造像模式。     

试论西域僧入魏与北魏佛教的发展、演变及影响

北魏时大量西域僧进入中原,其中有师贤、昙曜、菩提留支、勒那摩提等名僧。西域僧在北魏译经、传法、开窟、建寺,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传承凉州佛教所带有的浓重西域元素,确立了北朝佛教强烈的国家经营色彩和重信仰福德的特征。北魏时期鲜卑统治者的佛教化、汉化和佛教的中国化融合在一起,佛教给己身融于其中的全新中原文化打下了深深烙印。西域僧入魏促进了北魏僧的西行求法和经教西传,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发展演化。     

九五至尊思想在云冈巨佛雕刻中的体现

云冈石窟早、中期的开凿贯穿着"龙飞九五"、"九五至尊"的思想。早期的昙曜五窟,就是从"九五至尊"的"五"得阳位之中正,即最理想的地区而来。昙曜五窟的五尊大佛,分别象征着拓跋珪(20窟)、拓跋嗣(19窟)、拓跋焘(18窟)、拓跋晃(17窟)、拓跋濬(16窟)。而孝文帝时继续开凿的四大窟,继承了昙曜五窟开凿时确立的指导思想,与昙曜五窟共同构成了"九五"之"九",中期的四大佛窟分别象征着拓跋弘(13窟)、元宏(10窟)、文明太后冯氏(3窟)和元恂(5窟)。都体现了佛教必须为皇权服务的原则。     

道安及其翻译思想

道安法师(公元312-385)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道安对于佛经翻译的贡献之所以为后人所称颂,一方面因为他在前秦苻坚组织成立的译场中做了大量实际的翻译工作,与其他同道者一起完成了十余部佛经典籍的翻译;另一方面,更因为他通过前人和当世的翻译实践,自觉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提出了佛经翻译理论,如"五失本,三不易",对后世的佛经甚至其他各领域的翻译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联翻译视角下浅析——纪伯伦《On Death》原文及三个译本透视

作为东方文化的继承者、传承者、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他作为个体的思想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学素养、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底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当时阿拉伯文化的成就。他的《先知》自1931年被冰心翻译之后,逐渐被中国的文学学者所熟知,并陆续出了不同的译作。以关联翻译和传统翻译视角为基垫,研究《先知》中《On Death》的原文以及三个译本,有助于开掘这座东方文化的"宝藏"。     

简论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传播及其译经活动

拓跋鲜卑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宫廷营建活动,平城从荒凉的塞外小镇逐渐发展成为北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个时期,佛教获得了快速发展。太武"灭佛法,害诸沙门"之后,文成复法,佛教纳入国家管理轨道,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之蓬勃发展的北魏佛经,也表现出明显的特征:一是朝廷扶持或者贵族供施;二是译者众多,涉经范围宽广;三是译家传承授徒,形成了义学派别。     

读书

<正>双城故事读《为什么设计》《为什么设计》是山东出版社继《设计中的设计》、《设计的觉醒》之后又一本有关设计的书。书名的英文翻译为《Dialogue in Design》(设计对话),个人更倾向于这个翻译。     

北魏《孝经》之传播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大力推行"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孝经》格外重视,从自身到国家政策都向"孝"倾斜,促使其在北魏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一方面,帝王大力推崇并亲讲《孝经》;另一方面,士人研究注疏《孝经》出现高潮。整个北魏社会上行下效,促使北魏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孝经》传播的一个高峰期。     

北魏佛教发展微探——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佛教自汉白马驮经一事而始入中国。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于中国佛教发展有承前启后之功。《释老志》系《魏书》十志之最后一志,全志以四分之三笔墨着重记载了北魏佛教的发展历史,是研究北魏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重要传统史料。通过对《释老志》的文献解读,可以窥探北魏佛教发展的若干表现及其发展中的矛与盾式困境,从而达到对北魏佛教更深入的认识。     

《释氏六帖》对《白氏六帖》体例的继承与扬弃

《释氏六帖》是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编纂的一部仿效白居易《白氏六帖》体例的佛经类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佛学类书。文章从《释氏六帖》与《白氏六帖》的渊源关系入手,具体论证了《释氏六帖》对《白氏六帖》体例既有继承又有扬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