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肉搜索”的伦理思考

从"人肉搜索"的含义入手,叙述了"人肉搜索"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从网络和网民的特性两个方面剖析其"人肉搜索"过程中产生的失德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规范"人肉搜索"的伦理路径:网民强化道德自律;建立网络道德规范;优化体现人性、公正、平等、自由的和谐网络环境。     

“人肉搜索”的道德哲学反思

从道德哲学视野,“人肉搜索”具有3方面的特征,一是“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二是“自律”与“他律”的博弈,三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对“人肉搜索”加以道德哲学反思,将为网络伦理的构建与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人肉搜索”的作用、风险及其控制

＂人肉搜索＂这种由人工参与解答,通过机器算法获得结果的搜索机制,在利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人肉搜索＂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方面起到打击违法犯罪,监督政府官员,强化道德压力和为民排忧解难的社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侵犯隐私的隐患和暴力性风险。借助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控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发挥人肉搜索的积极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     

性受贿之入罪化——基于三维考量后的选择

在限定性受贿的表现形式的前提下,从性受贿应否入罪、能否入罪、如何入罪这三个维度出发进行探讨。     

论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项罪名。它既体现国家对现今日益频发的危险驾驶行为严厉打击的决心,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从重结果到重行为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但是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并非没有争议。以醉酒驾车为例,有人就以"刑法消灭酒文化"为由,反对用刑法来规制这类行为。因此,危险驾驶罪值得探讨和研究。     

我国P2P网贷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P2P网贷平台运营模式包含传统运营模式和各种新型运营模式.新型的运营模式下,部分平台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等,需要刑法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同时,刑法规制范围应以平台是否恪守信息中介这一职能为限,并通过对"集资款项用途"进行限缩解释以及适当提高入罪门槛进一步明确.     

商品类犯罪刑法规制重点的转移——以职务犯罪为视角

目前我国商品类犯罪猖獗,严重侵害了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该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行政监管不力.为了打击这种行为,刑法的调整应当转移重心,即从对生产、销售者严惩转向对行政监管的督促,以职务犯罪为视角,对监管不力者入罪.在入罪路径选择上应基于现有刑法规定,认定为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在过失的认定中可以借鉴监督过失理论,对危害结果具有概括的过失即可.     

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我国现阶段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较为普遍,劳资纠纷时常有演变成为社会惨剧的可能,因此,成为社会一大顽疾。本文主要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视角,通过探讨我国立法、司法现状和此罪入罪的意义,欲构建合理的司法体制。     

后劳教时代“轻罪化”立法主张批判

劳教制度废止后,为解决相应区域存在的立法空白问题,出现了一种“轻罪化”立法的主张。“轻罪化”意味着首先得“入罪化”。“入罪化”应慎之又慎,不能以轻罪、重罪的区分来回避和替代罪与非罪的区别。考虑“轻罪化”问题,应兼顾犯罪人的“内部视角”和观察者的“外部视角”,片面看重刑事立法则往往缺失“内部视角”。解决劳教制度退出后的相应规制问题,以轻罪形式的“入罪化”应是最后才可考虑的立法手段。     

以危险程度判断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影响因素研究

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入罪群体增加及量刑恣意性问题均指向更加合理准确的定罪量刑考量。通过论述以醉驾犯罪这一抽象危险犯危险程度的大小、有无这一变量为轴连接抽象危险行为与结果、规范与法益,将对本罪的定性与刑的量化关系研究提供可能。同时在该罪法益保护结构所体现的“二元+冲突”本质需求中引入危险程度判断,拉近抽象法益与具体法益的距离,将抽象法益的边际向具体法益周延,使风险预防与自由保障形成合理比例,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从而证实依靠危险程度使该罪定罪量刑更精准更合理的司法可能。     

试论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分

1997年刑法将旧有流氓罪分解为几个罪名,其中便有寻衅滋事罪,也正是因为寻衅滋事罪其独特的前身,以及1997年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罪状描述使用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及"严重混乱"字眼,使得它依然摆脱不掉被人称之为"口袋罪"的命运。随着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人心,口袋罪必然与此理念格格不入,那么司法机关在对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种种顾及,以至于司法实务对寻衅滋事罪的应用不大。理论界一直发出对寻衅滋事罪的讨伐声,2010年发生的方舟子打假遇袭一案更是将寻衅滋事罪推向风口浪尖,一时间寻衅滋事罪被称为司法机关追求打击效果的替罪羊。笔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着手对寻衅滋事罪研究并希望能从现有的理论和实务界研究成果中寻找到其正确定位。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而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司法实践问题,更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解读。本文对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主体范围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扩大组织、领导传销罪主体范围的必要性,应将传销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入罪处罚,并确立了积极参加者的认定标准。     

浅析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的认定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节中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也多有发生,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罪有犯罪手段以及犯罪地域上的扩大趋势,而对该罪的正确判断与认定,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的认定为着眼点,以司法案例佐证,得出"以出卖为目的"的认定标准。     

“网络钓鱼”行为的定性

随着现代网上交易业务的迅速发展,"网络钓鱼"也成了网络安全的最大的威胁,对人们的正常网络交易造成了很多的麻烦。然而对于"网络钓鱼"行为的定性却存在着各种观点的争议,本文通过对各种观点的介绍和评析,认为其应该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     

污染环境罪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污染环境罪应该设置为具体危险犯,即发生了危害环境的具体危险时就能对行为人进行入罪处罚,另外还应规定相应的实害犯作为加重法定刑或法定刑升格的根据.在主观方面,污染环境罪应该采用严格责任,即行为人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的具体危险,就推定行为人具有过错.污染环境罪的自由刑在考虑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基础上应该比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自由刑有所加重,罚金刑也应该设置高于罚款的具体金额.     

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

医疗事故罪是典型的行政犯罪,对医疗事故罪主体的界定必须以现行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为基本标准.作为医疗事故罪主体的"医务人员"包括医疗防疫人员、药剂人员、护理人员和其他技术人员,医科院校的实习生和乡村医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医疗活动时,也可以成为医疗事故罪的责任主体.在医疗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其他工作的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医疗机构应当依法承担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罪.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初探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罪名.此罪客观行为表现为不报和谎报事故情况两种,主体为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在阐释"安全事故"的基础上,分析了此罪的犯罪主体及构成要件.     

一起恶意透支案件引发的思考

催收的有效形式和时间问题,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能否累计入罪的问题以及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是恶意透支案件中时常涉及的问题。分析认为,催收的有效形式应为特殊催收,不包括普通催收,两次催收的时间间隔以一个月为宜;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不宜累计入罪;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申领人于实际使用人有共同故意,则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若无共同故意,则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刑事责任。     

一起恶意透支案件引发的思考简

催收的有效形式和时间问题,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能否累计入罪的问题以及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是恶意透支案件中时常涉及的问题。分析认为,催收的有效形式应为特殊催收,不包括普通催收,两次催收的时间间隔以一个月为宜;多家银行多张信用卡未达立案标准的数额不宜累计入罪;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申领人于实际使用人有共同故意,则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若无共同故意,则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危险驾驶入罪化的一些探讨

我国目前对酒后驾车行为和飙车行为没有明确并且相适应的法条进行规制,本文从这个视点出发,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困境,并且提出了危险驾驶入罪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