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量刑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我国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为视角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法官在定罪量刑不能独立分离的审判程序中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更有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量刑证据制度需要在独立于定罪程序的量刑程序中构建,充分吸收多方厉害关系人的参与证明。同时由于量刑程序同定罪程序诸多差异,相应的其证明规则在许多方面必定也存在着差异,需要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讨和完善。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关量刑理由写入判决书的思考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然而在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定罪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量刑。而作为在量刑中起重要作用的量刑理由则更加少的得到关注。量刑理由的规范化不仅能够促进刑罚理论的发展,而且同时对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司法腐败与量刑的科学化研究

量刑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正确定罪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定罪不准,必然会出现错案;有时定罪虽然准确,但量刑不当,同样会造成错判。量刑是否适当,是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正确量刑,切实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称,才能发挥刑罚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重要作用,实现刑罚的目的。司法实践中能否真正做到正确量刑取决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讲,尽管我国新刑法的出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好评,但是,在量刑问题上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良,法定量刑幅度过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而大陆法学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将量刑事实划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量刑事实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量刑事实,进而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文章主张将量刑事实分为法定量刑事实与酌定量刑事实,法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酌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试析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介绍了我国对受贿罪立法的相关规定，分析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之要件的诸多弊端，即：造成法律条间的冲突；不能体现犯罪的本质；割裂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身之性质；造成了司法实务的困惑；不符合国际立法的主流。从而得出结论，不应以其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应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论教唆他人自杀行为的定性

对于教唆他人自杀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又是犯何种罪的问题,在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本文通过探寻外国立法,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现有的法律规定,主张教唆他人自杀的行为具有可罚性,但鉴于我国对此行为还没有单独定罪,故仍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     

以危险程度判断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影响因素研究

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入罪群体增加及量刑恣意性问题均指向更加合理准确的定罪量刑考量。通过论述以醉驾犯罪这一抽象危险犯危险程度的大小、有无这一变量为轴连接抽象危险行为与结果、规范与法益,将对本罪的定性与刑的量化关系研究提供可能。同时在该罪法益保护结构所体现的“二元+冲突”本质需求中引入危险程度判断,拉近抽象法益与具体法益的距离,将抽象法益的边际向具体法益周延,使风险预防与自由保障形成合理比例,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从而证实依靠危险程度使该罪定罪量刑更精准更合理的司法可能。     

定罪因果关系及认定标准的建构——从两个案例切入

我国刑法中传统因果关系学说的混乱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手足无措”,因果关系理论的完善应沿着以下路径进行：刑事因果关系应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解决归因问题,法律因果关系解决归责问题。法律因果关系分为定罪因果关系和量刑因果关系,而定罪因果关系又是因果关系问题的核心问题,其认定标准包括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     

规制性贿赂的刑法考量

介绍了现行制度对性贿赂的规制,分析了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张在现行《刑法》“受贿罪”下增加一款,将性贿赂作为刑事处罚的情节之一;并就有关量刑标准和刑罚配置提出了建议.     

论商业受贿罪的若干要件

商业受贿罪是商业贿赂犯罪中的一种,也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但目前在其犯罪构成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文章就商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展开讨论,为打击商业受贿罪有供参考。     

关于受贿罪几个问题的分析

受贿罪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有很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议。受贿罪的客体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包括财物之外的财产性利益。客观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必须是为请托人谋取具体特定的利益。如果行为人虽然承诺或者已经为他人谋利益,但尚未收受到贿赂,那么应该认定为未遂。     

刑法规制商业贿赂行为的若干问题

从与贪污贿赂罪区分的角度，阐述了商业贿赂罪的概念。探讨了商务贿赂犯罪的危害。主要是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政府的廉洁运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修订进行了分析：改变了犯罪构成的层次，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强调了国内企业应遵循的国际义务，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隐瞒境外存款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新论证

论述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存款"范围,存放在境外的汽车、房地产、黄金等实物作为本罪的对象,隐瞒存放在境外的合法收入也应当纳入本罪的对象范围;本罪主体应不限于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其他犯罪所得的财物存放于境外,应认定为贪污、受贿罪一罪;将赃物存放于境外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另成立犯罪。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实施其他犯罪后取得财物,将其存放境外,但存放数额超出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另成立隐瞒境外存款罪。     

实体法与程序法视野中的受贿罪追诉——足球裁判受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是否介入足球裁判受贿事件 ,涉及到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适用。新刑法实行相对主义罪刑法定 ,给司法留有合理“空间”。中国足协是体育法赋予了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 ,受足协委托从事公务的足球裁判受贿可以按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这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行贿俱乐部主动的揭发 ,受贿裁判的忏悔供认 ,为追诉犯罪提供了重大线索 ,已经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条件和标准。法律不要求举报人在立案时提供全部确实充分的定案证据。     

论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的性质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责任有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两种,这两种责任均为侵权责任。在第三人侵权直接导致受害人损害的情况下,经营者因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责任是补充责任,该补充责任不同于其他数人侵权的侵权责任。在受害人向直接侵害人主张赔偿全部不能时,经营者承担全部责任;在侵害人向直接侵害人主张赔偿部分不能时,经营者承担部分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体探析

本在介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法沿革的同时，重点论述了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的涵义，并针对理论界的争议，阐明了以宪法规定确定国家机关的范围和以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确定从事公务的内涵。     

青年文化与高校学生犯罪

青年文化负面因素恶性发展会导致学生犯罪,如过分彰显感性、迷恋时尚、难以融入同辈群体、反规则、自我中心等都是高校学生犯罪的诱因。针对诸多青年文化失调情况,可采取的措施是：加强理性教育、严格学校管理、发展社区教育、摒弃升学教育弊端和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对预防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贪利性职务犯罪的思考

由于腐败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时期,这类问题更为突出。而贪利性职务犯罪被人们习惯的统称为＂腐败行为＂,并由心底对其深恶痛绝。通过对国有企业领导贪利性职务犯罪特征及成因的分析,提出了预防国企领导贪利性职务犯罪的措施。     

论当前商业贿赂特征与立法对策

商业贿赂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商业贿赂既不同于一般贿赂行为,也不同于其它不正当竞争行为。文章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完善我国关于商业贿赂立法的建议,对治理商业贿赂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