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对计算机辅助规划的影响及其启示

本文从计算机辅助城市规划在西方国家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变化对城市规划中计算机技术应用的影响.1960年代,将城市规划视作一门"科学",引发了计算机支持的定量分析模型应用热潮.1970年代以后,认识到城市规划的"政治性",不可能由计算机产生不带有价值观的规划,计算机应用重点转向了规划与管理的日常事务.1990年代以来,西方规划界出现"交往规划"思想,将城市规划视作一种"交流行为".在其影响下,规划支持系统(PSS)应运而生,并成为当前西方规划界计算机辅助规划的主要议题.西方的经验启示我们,当前中国城市规划中计算机应用必须克服技术导向的趋势,以规划为导向,从规划本身出发寻求各种适宜的技术及其应用方法.     

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的困境及思考——个逻辑分析的框架

当前中国城市规划面临理念的泛化、理论的淡化和实践的浮华等困境,中国的规划师应处理好理念、理论、实践和体制之间的逻辑关系,正视自己所处的独具特色的规划文化背景,正确把握规划发展的动向,建立自己的规划理论框架,树立端正的规划观,发展中国的规划师语言,以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     

“空心村”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空心村"现象在中国的农村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本文通过分析"空心村"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空心村"当前所处的困境,并指出了"空心村"的出路。     

建国后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从城市规划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入手,以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为指导,分析了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功能的发挥及作用方式的演变并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讨论了当前城市规划制度所面临的特殊困境及制度根源,进而指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是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目标指向。     

社区中心的建设

“社区中心”在中国城市规划界一直存在概念上的诸多解释,作者通过对其产生根源进行追溯,从而获得一个较为清晰明确的概念,并且简要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住区中社区中心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对社区中心的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能对我国城市规划学科水平的提高和城市住区的营建有所裨益。     

历史回眸与反思——写在“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50周年之际

围绕"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这一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重大特殊事件,分析了提出这一决策的时代背景,剖析了其政治、社会、经济诱因及城市规划工作自身所存在问题的影响,进而阐述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并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反思。     

城市规划不止是“向权利讲述真理”

"向权力讲述真理"是当前社会对规划师职责的一个定位,但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城市规划师对规划理论掌握不完善,二是规划方案缺乏价值理性的指导,三是城市规划遭遇政治性尴尬。因此规划工作者应当通过加快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引导转化等措施,提升城市规划在城市政策体系中的决策地位。     

《城乡规划法》实施后的城市规划教学体系优化探索

<城乡规划法>的出台,为城市规划学科走出发展困境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可能的现实途径.基于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学科本身的特点,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线整合优化现有的城市规划教学体系,应明确目标定位,优化教学时序,重组课程体系、梳理功能关系,创新教学方法、强化能力培养,强化社会学理论,方法及其实践在城市规划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的困境

理性是现代城市规划思维方式的基石,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却始终缺少必要的理性.当前中国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困境是由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城市规划过程中缺少理性的精神和理性的思维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人们需要认识到纯粹理性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局限,但就中国城市规划的状况而言,城市规划迫切需要的仍然是理性化,而不是反理性化.同时,人们也要清楚,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要真正做到城市规划理性的理性化则需要更为广泛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     

重启规划改革议程断想——兼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规划成功转轨的历史经验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城市规划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规划的发展状况与当前的状况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其成功转轨主要有城市规划领域的思想得到解放、城市规划科学研究繁荣发展、对"先锋城市"进行规划探索、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及同步推进改革的良好外部环境等几个主要因素。研究通过对制约当前城市规划发展的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推进城市规划改革的若干设想,包括研究制定国家"规划法"、设立"规划、国土和环境保护部"、组建"中国城市研究院"、加强城乡规划学二级学科建设、推进注册城市规划师责任制度建设、建立"城市规划(设计)大师"评选制度和"社区规划师"制度等,以期推动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设计导向”到“管控导向”——关于我国城市设计技术规范化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各地编制了大量的城市设计,但实效性却普遍较低。通过对具有典型性的常州案例进行十余年城市设计实践的评估,系统揭示了当下城市设计实施中因制度缺失而带来的困境。同时,部分省市也进行了地方性的城市设计制度构建,但由于存在"重设计、轻管控"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当下城市设计实施困难的状况。作者认为,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对城市设计认识的偏差,城市设计不是设计建筑,而是针对城市形塑过程进行的规划干预。因此,我国的城市设计技术规范化工作需要从"设计导向"转型到"管控导向",并通过与法定规划的多层次衔接、规范化的城市设计成果转译和城市设计实施管理程序等,提高城市设计在规划建设中的实效性。     

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史的思考

在综合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分析中(哈耶克与诺斯)两条不同的分析理路,力求从长时空探求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历史发展演变的深层内在逻辑.在对其三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回顾分析后,指出制度变迁中"外生力量的内生化"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在中国当前的问题语境中对两条分析理路进行适当的"反思平衡".     

空间治理之“道”:源自老子哲学的启示

按照国家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作为"空间治理"政策工具的城市规划也纳入到了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分析主流城市规划的历史嬗变,认为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作为一门解决城市问题的学问,必然从属于"问题导向",且整体上具有"城市问题—孕育新理论—产生新问题"循环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也被带入了"问题导向"发展的循环圈中。本文引入老子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人性论方面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为规划转型提供了本土哲学的探索。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现代主义城市乌托邦——对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历史的反思

回顾了自1920-1950年内现代主义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筑以及城市规划的影响,对于理想的社会主义城市模式的追求,以及对此后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影响.意识形态对城市规划的影响,现代主义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失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论述的焦点.     

规划编制领域中“三个趋向”问题探讨

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规划设计一体化”这个迷宫,规划师们更多地步入微观的“设计”领域;规划编制主体单位“改企建制”举棋不定,“市场化”趋向明显;规划管理与规划编制的关系“本末倒置”,规划编制工作一直处于从属、被动地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规划编制工作的开展与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文章提出在政府机构改革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重建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的关系。     

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的良性互动

探讨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和作用 ,分析了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的用地结构不合理、用地效率低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原因 ,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建立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修建性详细规划问题初探

修建性详细规划面对市场表现出不适应。试图探究背后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市场经济下城市开发特点的分析,提出完善修规的思路和措施,以提高修规的编制水平。     

Book Reviews

With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rban planning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particular, planning ideas and practices have been exported from a few, and imported in many countries. However, this ‘trade’ happens without clear expectations about the ensuing dynamics between the internal context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how planning systems evolve and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m.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typologies used to characterize planning system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re reviewed. Building on previous work,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is proposed that captures the process, factors and outcomes of urban planning systems. The history of planning in Serbia and Montenegro is used to illustrate how a planning system evolves under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influences and to demon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such process. The case study is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a detailed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ountry’s planning trajectory, but to highlight the applicability of elements of the framework in a real setting. In particular, the focus is on conditions of imposition versus voluntary adoption of planning ideas as a way of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context and imported model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interac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everal pointers about the necessary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planning exports and import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resultant urban systems, processes, environments and quality of life.     

追溯近现代城市规划的“传统”──从“社经传统”到“新城模型”

文章指出由于规划的“物质性传统”并非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直接起源,在时间和意识上要略晚于“社经传统”,因而认为现代城市规划传统是“技术（工程）传统”是失之偏颇的,然而从近代规划的发展历程看,无论是郊区社区还是花园城市,近现代城市规划的思维基点是建立一个新结构,而不是在设法维护一个既有结构。“新城模型”的价值标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于是将针对规划新城的价值观、方法与经验引入既有城市的再开发规划,从而促发旧城的“新城化”现象。作者建议,今天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新城建设转向既有城市的适应性维护,城市规划的价值标准也应随之作出反应。     

城市,能否更加接近本来的目标?——关于“回归公众生活的城市”研究

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许多是以"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和取向的,过度重视"仪式性"和"标志性",而对于比这些东西远为重要的城市运转机制这样的问题却不予关心,对城市与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关系问题,很少深入考虑。文章介绍了雅各布斯等人对城市的思考,对我国当下的城市规划进行了反思。作者呼吁,规划和设计城市,实际上就是在规划和设计公众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以对生命和生活的敬畏之心去面对和理解城市中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