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文体在史传文学中的孕育

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体裁诞生的最直接母本是宋元话本,但它的结构、叙事方式、人物描写的手段、战争体式的摹写等等却与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分析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作品。     

千锤百炼出“深山”－－简析《史记》的著述目的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学者论述甚多，但大都偏执一方，或云出于义愤，或云实现父愿，或云出于史官之职责等等。作者从历史和自身两个角度论述了马马迁著述《史记》的目的。     

基于诗性表达视角的《史记》探微

《史记》是一部兼具文学性和艺术美的史学巨著，这主要源于《史记》独特的叙事方式。司马迁打破传统著史原则，在遵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融合自身的主观意识，对历史进行诗性表达，赋予《史记》深刻的思想韵味。这主要体现在“志”与“言”两个层面，“志”是指《史记》在叙事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情感，“言”是指《史记》运用了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正是基于两者的完美融合，才使《史记》散发出迷人的诗性魅力。     

从《史记》的人物外貌描写管窥其“实录”精神

《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历史著作,开创了"不虚美、不隐恶"客观记载历史的"实录"精神。正因如此,它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笔者在研读《史记》时,发现太史公除了原原本本记载历史事件外,其对历史人物的外貌描写也是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外貌进行客观直录。因此,文章尝试从其对先贤将相外貌的"直录"和对芸芸众生的凡人外貌的尚真的两个层面,来管窥其坚持的"实录"精神和价值。     

论《史记》《国语》伍子胥之死叙史别异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名臣,忠心辅佐吴王夫差,却遭奸佞迫害,终致殉国。伍子胥之死,经由诸书记载、渲染,其历史真实已真假难辨。《史记》、《国语》对伍子胥之死记载都颇为详细。《史记》在叙史方面多参照《国语》,但在具体的撰述上仍有较多的差异。将伍子胥之死分为"吴王伐齐"、"黄池会盟"、"吴国覆灭"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可见《史记》在叙伍子胥之死时贯通前后、古今,并寄予了强烈的情感。     

《史记》语辞疑义疏解例举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巨著，又是一部文学巨著，典故多，语辞丰富，历来注家很多。但是，《史记》中有的语辞还没有注释，有的旧注颇多歧说，启人疑窦，未能解决问题。现例举“牛鼎之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物故”、“将军”四个语辞加以注释，以求《史记》语辞注释更为完善与可信。     

千锤百炼出“深山”——简析《史记》的著述目的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学者论述甚多,但大都偏执一方,或云出于义愤,或云实现父愿,或云出于史官之职责等等。作者从历史和自身两个角度论述了司马迁著述《史记》的目的。     

《史记》书法释例

司马迁曾经用“究天人之际,通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句话来概括他写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今之变”是从哲学和历史方面讲的,“成一家之言”则是从表现自己的理想、观点方面讲的。而这后一点还相当重要,正如梁启超所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另外,在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     

高山仰止，构祠以祀——记陕西韩城司马迁祠的建筑

司马迁,祖籍陕西韩城,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后人尊为“史圣”。他的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韻之《离骚》”。司马迁的名字,是垂于青史,人所共知的,可是司马迁祠因在陕西韩城,地处偏远,     

《汉书》“多用”与“剽窃”《史记》说辨正

班固著《汉书》,记述了西汉武帝以前的历史,部分内容沿用司马迁《史记》原文成书。后人对班固的这一做法颇有微辞,认为是《汉书》抄袭、剽窃了《史记》的成果。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4个方面入手,以事实论证抄袭、剽窃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值得商榷,并对此作出了重新评价。     

析《药》的环境描写

“五四”运动 ,赋予了文学崭新的含义 ,“五四”新文学成为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历史时期 ,鲁迅无疑是这种文学的重要奠基者 ,也是它的最杰出的代表。鲁迅极力主张“反抗挑战”这一类的作品。他喜欢曹氏父子的清峻通脱 ,阮籍的狂放 ,特别是稽康的敢于发议论 ,“非汤武而薄周孔” ,推崇那“全部是抗急和愤激之谈”的唐代罗隐的《谗书》 ,以及皮日休的《皮子文薮》、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中那些“并没有忘记天下”的文章 ,称赞它们“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采和锋芒”。鲁迅在他的创作中充分表现了文学的讽喻功能…     

小说《策马羌寨》中的民族志书写

小说《策马羌寨》是羌族作家冯翔的遗作，该书以现实主义的笔触讲述了北川羌族地区在清末至解放初期百年间的历史风云，是迄今第一部反映羌族人民生活图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被坊间誉为“羌族版的《尘埃落定》”。该小说对历史与当下的呈现、民俗与仪式的展演、语言与文学的掘用都蕴含着鲜明的民族志意味。以此视角来进行解读，其文本背后的文学、文化和文献价值便得以展现。     

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

司马迁散见于《史记》诸篇的文学主张,可说是“成一家之言”。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的“溯流别”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守望太阳－论诗集《太阳之歌》

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批评方法，结合多种批评理论，对《太阳之歌》诗集进行全面，系统，多角度的读解，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指出它是现实主义的绚丽花朵。     

明清人对归有光的评价述论

就明清人对归有光的评价作了全面的梳理和阐述，展现了归有光的文学成就逐步得到合理定位的过程，以及由于评价者文学趣味、学术眼光的差异，而导致对归有光古文、时文、史记评点价值大小、学术品格高低的评判因人而异的现象。     

武则天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她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

从《全唐诗》、《全唐文》、《唐大诏令集》等收集的武则天的诗歌中，可看出武则天确有相当高的文学才华，其诗歌具有古质典雅、清新明快的风格。武则天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为唐代文学繁荣及后世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史记》版本源流综述

《史记》自其问世以来,历经两千余年的流传,产生了众多的写本、刻本,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疏理历代《史记》版本研究的状况,列举出前人研究的成就及不足,揭示了《史记》版本的传承系统。     

对《树叶裙》的三重解读

以《树叶裙》的意义内容为对象，进行了三重解读：一审视《树叶裙》的题材、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特征，这是一部很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二、将《树叶裙》放入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历史和传统中去思考，对它所负载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三、把《树叶裙》中的女主人公艾伦作为当代人的一个实例，考察她大致经历的五个阶段，并从中引伸出作品的象征意义。     

文化自觉:清代鄱阳湖区民间文献的传承与保护——以《梅花阁集》为例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江西的母亲湖,孕育着悠久而丰富的农耕文明与渔业文明,因此挖掘鄱阳湖区民间文献意义巨大。《梅花阁集》为清代道光时期鄱阳文人程直仞所撰,窥斑见豹,它是鄱阳湖区民间文献之典范。该书成于道光年间,历经近二百年,《梅花阁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地方社会文化研究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当前,文化强国是时代最强音,文化自觉是时下学人的历史责任与共有之义,研究、整理与出版《梅花阁集》等民间文献,进行文化自觉,亦即传承与保护我国民间文献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意境、典型和话语权力——论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文学研究应该把握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在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传统的中国文学，也包括中国文化圈的诸如日本、朝鲜的文学，是以意境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传统的欧洲文学以及与《圣经》文化有关的中东文学，则以典型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作为对传统的超越和反拔，当今文学有着新的基本尺度，从过程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文学的话语权力或者文学的话语权力关系就是这样的新尺度。从话语权力关系来看文学史，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雅俗之辩，继承传统与鼓励反叛、提倡标新立异的分歧，强调作者自主性和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的差异等问题，都是由这种话语权力关系所引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