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文章以2006—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通过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起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性质有关,民营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对2011—2016年我国A股4 788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进行分析,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高比例的股权质押行为会显著降低公司绩效水平,而企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绩效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削弱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绩效的负面作用,即内部控制起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拓展了现有研究视角,对进一步规范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风险承担与创新绩效——基于股权激励调节作用的考察

行为代理理论对股权激励的作用提出了不同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解释。本文研究表明,无论是股权激励是否授予还是授予幅度的大小都可以显著地调节风险承担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作用不同,这都与行为代理理论的预期一致。本文研究显示,适度的风险承担有助于创新,股权激励通过R&D投资、财务杠杆的决策和控制起到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以第二类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冲突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绩效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运用201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否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显著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高管团队断层线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创新投入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战略规划以及日常经营活动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直接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影响。因此,有效协调高管团队成员行为是提升创新投入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3—2017年上证、深证(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团队断层线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股权集中度与产品市场竞争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任务相关断层线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社会分类断层线与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可以加强任务相关断层线对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缓解社会分类断层线的负向作用;产品市场竞争对社会分类断层线与创新投入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任务相关断层线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煤炭企业安全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基于安全会计视角,以2012—2017年我国25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煤炭企业安全投入分别与企业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煤炭企业安全投入与企业短期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企业长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在安全投入与短期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会抑制安全投入对企业长期绩效的积极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企业违规、代理成本与慈善捐赠

以200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违规背景下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成本在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并且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下有所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同时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景下,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慈善捐赠转移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对违规事件的关注。文章为识别企业慈善捐赠的工具性动机提供依据,为净化伪善的企业慈善捐赠提供工具,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领域的有关研究。     

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资金效率与公司盈利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代理理论及投资者保护理论,良好的公司绩效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文章选取新疆上市公司,研究营运资本效率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在对新疆上市公司做整体性分析时发现,经营业绩指标与各自变量显著正相关,相关性总体较强,同时在分类研究中还发现,制造业营运能力的四个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普遍比非制造业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相比,均是总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大。     

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股权结构调整如何影响高管薪酬制度设计是推行市场化薪酬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公司业绩增长为高管薪酬差距合理性的衡量标准,研究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上市公司企业绩效越好;国有股权正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且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负向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高管薪酬限制、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从管理者权利理论出发,以沪市A股制造业企业2006—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超额薪酬和企业绩效在不同性质企业中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高管薪酬限制对其的影响。结果显示: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区分所有权性质后发现,超额薪酬的负面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超额薪酬能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引入高管薪酬限制政策后发现,"限薪令"颁布后,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水平显著下降且其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负向关系转变为正相关,缓解了超额薪酬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上述结论表明,在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中,要正确对待和认识企业的超额薪酬制度,防止"一刀切",但在非国有企业中要重视超额薪酬所带来的代理问题。此外,"限薪令"作为一种政府干预企业薪酬改革的方式,弥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在薪酬激励机制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