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

宗祠作为宗族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和物化的文化精华,其历史演变具有从特殊到普遍的特点。宗祠文化在传统社会承担着个体启蒙、道德教化、失范惩罚、文化传承等社会教化功能,这些功能在宗祠的各种活动中充分体现,如祭祀、倡学、惩治、融入日常生活、拟堂号堂联等。宗族对社会的治理也是以宗祠为中心展开的,其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培养集体意识和强化民族认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选择等方面。宗祠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深刻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底蕴,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和富矿,亟待保护、开发、提炼和传承。     

新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和出路

作为社会管理的升级和进步模式,社会治理已成为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可有效激活社会主体的内驱力,使社会更加公平,稳定更加持久,可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本文立足社会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内容和治理的机制三方面,阐述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找出重点、难点,并进而分析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方式。     

艺术融入社区：高品质生活构建中的社区文化治理实践

高品质生活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客观需要。在构建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作为社区文化治理的载体之一,艺术通过融入社区,成为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在推动社区文化治理水平发展的同时,居民的审美情趣与文化修养得到提升。艺术通入社区有其互动逻辑:艺术需要融入社区文化治理,社区文化治理也需要以艺术为载体,二者共同作用于高品质生活构建。通过大同实践的考察,证明艺术融入社区是未来社区文化治理和社区发展的有效路径。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社区矫正所体现的行刑社会化、犯罪治理主体多元化等先进理念,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和社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当前社区矫正制度中立法工作滞后,执法队伍不足,多元化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应当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迈上新台阶。     

创新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

创新社会的法治路径,这是开展依法治国,推动社会治理活动法治化的必然选择。本文笔者就从塑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活动的权利、社会治理立法之科学规划、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大力实施依法行政,建立法治的政府等途径,论述创新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网络围观现象分析

网络围观极大地推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过程,是丰富治理主体,创新治理理念,推进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友好互助合作,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但是非理性的网络围观随时可能带来社会风险,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用理性透视热点,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可以从政府角度、媒介角度和社会大众角度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网络围观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效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于B/S的城市社会治理三维可视化系统设计与实现

三维可视化平台辅助智慧城市推动社会治理工作,已经成为当前的主流。本文基于CityMaker三维框架,开发了城市社会治理三维可视化系统。实现了场景浏览、视点管理、专题展示、分析等一系列功能,较好完成了社会治理工作需求,在青岛市市北区社会治理实际应用中效果显著,有效推动了市北区智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苏南模式下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与思考——纪念改革开放40年苏南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40年,苏南凭借在机制体制的创新,率先在全国走出了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苏南创设了网格通体系、政社互动、打造尚德高地、均等化服务管理等措施。要实现苏南社会治理现代化,还面临诸多挑战,探讨苏南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对推动苏南模式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网格化社会治理实践的考察——以C市为例

近几十年来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和压力,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各地区都在积极、努力地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举措。近年来,C市坚持系统化思维,将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网格化社会治理初步形成统一规范、纵向联通、横向联动的高效运行机制。本文就C市网格化社会治理中"一把手工程"推动、因地制宜划分网格、推行网格管理服务责任包干、强化服务管理中心建设、推进联动指挥平台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实践情况考察总结,试图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参考。     

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网络环境呈现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性,给网民带来许多新鲜和便利的同时,也对虚拟的网络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本文通过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概念界定和当今的立法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从提高公众法治意思、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培养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和加强国际间合作四个方面,探析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路径。     

从团结型社会组织、行政型社会组织到治理型社会组织——1949年以来社会组织的变迁历史

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深刻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1949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组织呈现出三个形态,即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1949年—1956年)的团结型社会组织,再到改革开放前(1956年—1978年)的行政型社会组织,以及经过多重探索之后(1978年—2012年),形成的治理型社会组织(2012年—今)。这三个形态逐步革新又相互继承:治理型社会组织是当前社会组织运行的主导形态,而团结型社会组织与行政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仍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并存。这显示出国家、市场、社会在整合的前提下合作或交融,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新时代以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助推社会信任的建立,这就要进一步探究我国社会组织的本土特色。     

社会弱者的反抗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读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弱者的武器》是一部描述农业社会后期穷人与富人之间阶级斗争的著作,作者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分析了以往未被关注的农民辛酸反抗的图景。社会转型时期的弱者实际上是由技术与阶级政治、国家政治以及政党政治共同塑造。斯科特分析了当地农民使用的多种"弱者的武器",但它们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多半已经失去了效力。"弱者的武器"变迁过程也是边缘社会治理逻辑的变迁过程,在阶级统治、地方政府管理的逻辑下,弱者的武器分别表现为"基于日常生活的反抗"和"以法抗争"。地方治理逻辑具有诸多弊端,最终将走向国家治理的过程,弱者的武器也将在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趋于平静。为此,合作治理将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采取公共对话的形式聚合公民的想象力。     

医疗保障现代化治理的理念、网络结构和治理路径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协同函数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社会网络分析和协同函数等方法，探讨医疗保障现代化治理的网络结构、治理节点和治理路径，为聚焦性地解决医疗保障治理的热点问题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医疗保障现代化治理的主体网络由政府、服务提供者、社会组织和受益人等构成；医保顶层设计优化、制度机制优化、医保系统运行监管治理和现代技术保障建设是热门治理领域；现代化治理路径可采用法治、多元协同机制、市场机制、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等工具，从制度优化路径、机制实践路径和微观操作路径实现。医疗保障的治理内容错综复杂亟须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因此，应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重视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和先进技术等理念融合，以治理契合性、高效性为出发点理顺医疗保障现代化治理路径。     

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

本文从费孝通的《社会自理开篇》谈起,认为社会知觉可以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重点从知觉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人心中的一点"灵明"——社会知觉的概念,并把它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等五类知觉。同时认为,社会治理困局中遇到的社会知觉偏差主要包括自我偏误、人际区隔、刻板印象、归因谬误、认同偏差、群氓效应和知觉从众、自理失灵。最后,建构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自理,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再到知觉社会的理想模型。     

Social Housing Agenci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Current policy and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governance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the UK has emphasise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disorder on particular social housing estates. Policy has sought to respond by devolving management of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control to local neighbourhoods. Local authorities, and social housing agencies in particular, are being given an increasing role within multi-agency partnerships aimed at governing local incidences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This paper places this emerging role for social housing agencies within theories of governmentality and wider trends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suggests that present developments may be understood through a paradigm of housing governance. Drawing on studies in Edinburgh and Glasgow,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social housing agencies in the governance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It argues that social housing agencies face a number of dilemmas in reacting to their emerging role and that such dilemmas reflect wider concerns about the new urban governance.     

可行能力视角下家庭支出型贫困的致贫机理及其治理——基于湖北省四个县(市)的调查

通过建立可行能力贫困的分析框架,基于湖北省四个县(市)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支出型贫困的致贫机理。研究发现:风险事件遭遇是家庭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可行能力不足是家庭支出型贫困的深层原因。可行能力对家庭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体现为:家庭防护能力、抗逆力越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越匮乏,家庭陷入支出型贫困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支出型贫困治理的关键在于低收入家庭可行能力建设,对此本文建议:加强源头治理,强化风险事件防范能力;加强社会防护,提升贫困风险防护能力;加强家庭抗逆力建设,提升低收入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加强家庭资本建设,提升低收入家庭发展能力。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初探

近几年,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研究中,学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维度的重要性,提出了适应性治理的概念。适应性治理是自我组织的社会网络,团队和行动者群体关注多样的知识体系和经验,以形成共识和决策。适应性治理涵盖多层次的个人、组织、代理机构,包括处理不确定性和变化过程中组织和制度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资本。社会资源的恢复力,例如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和社会网络)、社会记忆(包括应对变化的经验),都影响社会—生态系统对变化的适应能力。适应性治理通过适应性管理系统发挥作用,并重视社会资本、网络、领导者和信任。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使其可以利用"危机"进入更理想状态。     

传统内涵和地域文化——对四川博物馆建筑文化的探讨

国际建协第２０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了《北京宪章》，重新审视百年以来我们走过的足印，分析现在所处的境地，并展望２１世纪建筑学发展的方向。已跨入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项目大量引进，城市建设不断改造和增容，给城市以巨大的活力和推动。但对于城市，对于建筑，我们听到的多是闹轰轰浮华的词眼，见到的也多是绚丽且时尚化的外衣，真正成熟的，能代表地域文化，并创造性延续传统的设计少之又少。有幸参与四川博物馆的设计创作，对我们而言，既怀着建筑师的责任感，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执着冷静地直面传统、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