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

以文物史料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与抗元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同乡，为“泰州白驹场人”(白驹今属盐城大丰市)，介绍施的生平和重要诗作，并附《施耐庵新传》。     

《周易》水火相济与鼎中合和之道

<正> 《序卦》说:“革物 者莫若鼎,故受之以 《鼎》。”《九家易》说: “鼎者,三足一体,犹三 公承天子也。三公,谓调阴阳;鼎,谓调五味。”所谓“调”,就是“和”——“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大乐与天地和”。鼎调五味出美食,以嘉惠天下之口。那么,鼎是如何变革而相和、相济呢?鼎中之变,就整体而言,是由热源、传热介质(水、气、油等)和食物三者通过     

孔子的“中庸”思想

有一个贯穿《论语》始终的公式,即:一方面“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而涵盖这一思想的就是在《论语》中仅出现的一次的“中庸”二字。但孔子本人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那么,究竟何谓“中庸”呢?朱熹在《中庸章句》标题下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电视剧《水浒传》依据什么本子好?——兼谈有关评价《水浒传》的几个问题

被誉为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成41集电视剧并已开拍,这是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大事,也是广大的《水浒》爱好者和研究者盼望已久的大事.据《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1996年2月10日洪伟成同志的《<水浒>“大本营”揭秘》一文指出:“正在拍摄的剧本,是根据100回本舍弃了72回本(引者按:应为70回本或71加本)改编的.这是编剧杨争光、冉平与李希凡等专家反复研究后决定的.”“此剧以接受招安、起义失败而告终.”字里行间,显然也流露有对此决定不以为然之意.笔者认为,依据100回本拍成的电视剧,是很难达到广电部领导提出“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百姓”的要求.应该依照金圣叹的70回本《水浒传》,才能再现水浒英雄风采,才是成功之路.现将个人之管见阐述如下:     

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中李逵形象比较分析

元杂剧水浒与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两种作品都体现了李逵的粗鲁、勇猛与爱憎分明。其区别在于：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更加多元化,能“文”能“武”;而小说《水浒传》则主要择取了元杂剧水浒戏中“武”的一面。这种性格差别是和各自文体差异相适应的,也符合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     

冬季摄生话补

民间有“秋冬补一补，开春能打虎”之说。冬季阳气潜藏而阴盛，《内经》中言“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提出了冬季养生进补的原则。补不仅指“药补”，还包含了“食补”。李时珍云：“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故曰：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其中，“水谷”指的便是饮食，充分说明了饮食对人体的重要性。但是，人们对于“进补”的理解和运用却容易走入误区．如何能既收进补之效．又避免得不偿失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阴湿土壤上孳生的恶之花——浅析《水浒》反面人物中“小人物”的描写

就《水浒》反面人物中“小人物”的描写进行认识意义和艺术特色两方面的分析,阐述《水浒》通过对“小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真实独特地反映了北宋末年封建社会的本质。同时指出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能够对“小人物”进行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描写是绝无仅有的。     

魏文不信火浣布《列子》真伪

<正> 《列子·汤问篇》末章有关于火浣布的记载:“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诬理哉！’”张湛注:“此《周书》所云。” 早于张湛的西晋文学家张华在其《博物志》卷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献切玉刀。火烷布污,则烧之,即洁。切玉刀切玉如脂。’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1990年10月第1版) 可见,关于火浣布的记载,最早出于《周书》。《列子》和《博物志》所记,都本于《周书》。西晋的张华和东晋的张湛都看到过这部《周书》。     

《仲尼篇》言西方圣人与《列子》真伪

<正> 《列子·仲尼篇》:“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马叙伦在《列子伪书考》中说:“夫使列子与子产同时,固可以闻孔子之言,然西方之人,何所指谕乎?”认为西方圣者指佛;又认为“不治而不乱”等语是“斯缘晋言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斯失。”这两个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创化论诠释的困难与解决——对《中庸》"致中和"章诠释的一个检讨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向来被解释为人参与天地万物创化的过程,然而这样一种创化论诠释将不得不面对两大困难,首先,唯物主义者会提出质疑:人怎么会有那么大力量影 响到天地万物的创化?其次,天地位、万物育难道必须以"致中和"为前提吗?为此,分析了造 成这些困难的症结.认为,要摆脱这些困难,对这句话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将其置于整个文 本脉络中加以理解.这样,就能认识到,这句话不是要表达人参与天地创化的思想,而只是对上 文"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解释,其语意重点是中和而不是别的.     

重温一段独异的评述:郑学稼论茅盾

郑学稼论茅盾,主要见诸《茅盾论》一文.《三部曲》的人物,是继承五四运动与大混乱时期形形色色的表演者.其创作,堪称划时代的作品.同时,《三部曲》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从浪漫主义过渡到写实主义的化石.中共文化人对《三部曲》的批评,促成《子夜》的产生.《子夜》是中共政治理论和政治路线系统的小说化,是政治小说的代表作.茅盾虽然是“浪子之王”的唯一候补者,但却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作为中共的脱党者,郑学稼对中共文化权威的形成和左翼文学的病源,均有清醒、独到而深刻的认识.     

从改编、加工宋元话本看冯梦龙对中国小说的杰出贡献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以下分别简称为《明言》《恒言》《通言》)中相当多的作品是宋元话本,凌蒙初认为“宋元旧种”为冯氏“搜括殆尽”可作佐证;这些宋元作品大多数是经冯氏改编、加工过的,这也为历来研究者所认识。那么,冯氏是如何改编、加工宋元话本的?他的改编、加工的工作对中国小说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冯氏对中国小说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作两点交代:     

《孟子》中“之”字的运用探析

《孟子》中的"之"、"乎"、"者"、"也"的运用方法多种多样,在文言文中赋予的含义也是各不相同。本文主要从《孟子》中"之"字的角度发展,来探析"之"字在《孟子》中的运用、用法和含义等等。     

深层生态学视角下自我价值的实现——《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形象解读

《啊,拓荒者!》是充分体现薇拉·凯瑟清新舒缓创作风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在拓荒的过程中理解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进行心灵的交流,在成功拓荒土地的同时,也对自我进行了超越,实现了人性与自然世界之本性的相融相合,达到了“生态自我”的生命境界,完成了深层生态学提倡的自我实现。     

“灵”与“肉”冲突下的人文寓言——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利用小说叙事构筑了一个“灵”与“肉”冲突下的人文寓言，寓言的形象性决定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属于精神理念的人物，特丽莎是肉体的象征。托马斯与特丽莎相遇，流浪被限制了，有了羁绊；而特丽莎的忠贞被限制了，有了裂痕，两人在这样的处境中寻回失去的“人”，即作为灵魂与肉体的交织体的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完成的诗意回归及伦理道德的回归，与他本身的反道德意识形成悖论，这也是福柯等人的最终悖论。     

郑声不淫

<正> 郑风,作为一种百姓唱的歌谣产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它既是当时郑国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文学艺术的宝贵结晶,给《诗经》这部我国最早诗歌总集增添了不少光彩。见于史书记载,最早评论郑风的当是吴国公子季札:“美哉!甚细也,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对郑风在艺术上是肯定的,而对其思想内容是否定的。但作为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却对郑风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孔子将郑风与小人相提并论,以”淫“字概括之,并深恶痛绝地要舍弃之。这一说就为后世封建文人评价郑风定了基调,为斥郑风淫秽提供了理论依据,显然这是不公允的。     

论《押沙龙，押沙龙!》的拼贴叙事艺术

《押沙龙,押沙龙!》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现代小说艺术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实验,这突出地表现在福克纳在小说叙事中尝试了一系列立体主义艺术手法,如多视角叙事、主观并置和拼贴等。主要探讨这部小说叙事中的立体主义拼贴艺术手法及其文本意义,这样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创新。     

“硬化”——都市报“二次创业”的强大推动

都市报诞生至今,时间不过短短8年。2001年前,“其兴也乎黄色新闻”的指责之声时而可闻,这也是《华西都市报》提出勃焉”,在《华西都市报》的带动下,都市报在全国各地遍地开“二次创业”的动因之一。但是,藉此井不能认为,内容和形式的花,蔚为“都市报现象”,新闻界人士对其发展态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春秋盟礼之“信”探析

盟礼以杀牲祭神为核心仪节,以“信”为礼义,其中有人神之间的约束机制作为社会心理基础。《左传》记载隐公三年周郑交质,是春秋时期第一次在盟礼之外互相以嫡子为抵押,在人神之信外另取“人”为致信手段。”交质“破坏了盟礼的人神之信,也使人言之信面临危机。盟礼交质,是君王王权的失落,也是君王神权的失落。隐公三年君子曰就周郑交质这一事件,论述盟礼应当回归人神之信,并引《诗》以证人神之信。《左传》君子曰试图在“信”的危机年代里重建人神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