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筑的当代转变

当现代建筑的未来史学家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他们会惊奇于为何对那些时髦作品如此大肆宣扬,而对那些具有长久实质意义的作品却默不作声,不去识别。新的“主义”以令人眼花目眩的速度被宣布,但批评和讨论却往往停留在风格的表面层次。很少有人在玩弄技巧与真正创新,在对传统的浅薄模仿与真正改造之间划清界限,无疑,这种短期表现与消费主义的扩散以及市场经济中形象的快速周转有关,但是它也提示了知识界处于一种软绵绵,粘乎乎的堕落状     

论“效益文化”

本文主张,建筑有三个功能层次:安全、效益与文化价值。在最大限度地去体现建筑物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的同时应该提倡“效益文化”。如哥特式建筑与本世纪初的现代建筑,应该说是“效益文化”的典型。     

念慈同志晚年的一些创作观点及作品

我最早知道与认识念慈同志(这是我们多年来对他的尊重及亲切的称呼),是在50年代中期。当时,他的北京饭店西楼曾给我以一种少有的兴奋感,我钦佩他是新中国一名风华正茂的建筑师。 较多的接触是在80年代后半期,先是在城乡建设环保部,后在中国建筑学会,他既是     

用信息革命推动建筑设计的创新

一个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它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电脑的能力越来越大,体型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它已经跨出了高等院校、科研、大型企业     

极大与极小——东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走上了快速经济发展的道路,人民的价值观改变了。老的基本上是封建的家庭瓦解了。各种社会变化,诸如信息和工作场所集中在城市,导致农渔业村镇的人口过多(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过于密集的城市和郊区人口,使得保持原来最典型的日本居住建筑特征,诸如与自然的亲密联系以及向自然世界的开放等,成为不再可能,我称之为‘封闭现代建筑’的就是回复到日本住宅在现代化过程中已丧失的住宅与自然的统一。”—安藤忠雄《从自我封闭的现代建筑走向普世性》(1962)     

冲突与交融--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地处欧亚两洲交点.它有两大特点:一是自然风光明媚,景色绮丽:二是多种文化历时和共时地并存,令人神往.我在阅读伊斯坦布尔时,特别想理解这种文化共存的根源和意义.     

试论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

中国的建筑创作实践缺少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加以指引，在理论建设方面，偏重于研究国外建筑理论，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内容。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建筑创作水平，加强建筑理论建设，改革职业体制，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由中国建筑学会张钦楠、张祖刚牵头组织开展了《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框架研究》。此项研究以《建筑学报》编辑部和北京建工学院建筑系为基地，参加人员《建筑学报》为顾孟潮、曹达、王晓新、范雪，北京建工学院有王贵祥（后调至清华大学）、汤羽扬、业祖润、孙明；同时组织对建筑理论有研究的一些学者参加，包括：建设部的李先逵，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张学栋，清华大学的王路、单军、宋晔皓、彭怒，北京大学的张永和、韩林飞，天津大学的邹德浓，中国美术学院的王国梁，广东的张在元，还有香港的钟华楠先生。以上22位组成研究组，为研究《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框架》课题的创始人。该研究组于2000年11月3日在京召开了《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框架研究》第一次座谈会，大家交换了看法，研究确定了初步计划，会后分头准备撰写专题论文；于2001年5月10日在京举办了《a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框架研究》专题论文交流会，在这次交流会上发表的专题论文，从本刊这一期起于“建筑理论”专栏中陆续刊     

让人人参加体育运动——北京“国际体育建筑学术交流会”随记

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和北京市土建学会协办的“国际体育建筑学术交流会(ISOSA-Beijing 90)”于1990年11月6日至9日在北京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朝、日、英、苏、美、德、澳、印、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香港、澳门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建筑师、工程师与体育设施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得到了国际建筑师协会与     

蒙特利尔宣言——走向制订建筑国策

我们,建筑师的世界集体,肩负着对建筑环境的特殊责任,旨在和平地保障人类的自由、平等与福利。于1990年6月2日集会于蒙特利尔市举行的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 考虑到: 建筑是文化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