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七十年——中国城市规划演进的资本—货币视角

城市规划的“价值观”或者说“目标函数”,决定了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选择.什么是“好的”规划,什么是“坏的”规划,不取决于规划本身,而取决于规划的“目标函数”.过去70年,中国城市规划的目标一直是资本—货币条件及其生成模式的函数.按照中国的资本—货币供给经历了从短缺、充沛到过剩的发展历程,大体上也可以把城市规划过去的70年分解为三个阶段,从而为解释中国城市化的伟大的七十年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视角.     

身边的大师（之三）：王瑞珠

在大师级学者中,我和王瑞珠先生在工作上最为接近,但在学术上却最为陌生。外国建筑史即使在建筑学行业内,都是非常专业的领域,我这个连名城保护都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自然很难评价王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真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品质。     

保障房须广覆盖

“保障房”与”商品房”的比例．乃是决定住宅政策取向的重大战略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认真的讨论。按照”十二五“3600万套保障房计划．目标覆盖率是20％。这也意味着．其余80％的城市住房需求大部分要靠市场解决。这一比例的确定．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依据．而是基于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政府只应负责收入最低阶层的住房，而把尽可能多的需求交给市场解决。但恰是这一比例．可能埋下分配不公的隐患。     

关于土地财政的几个说明

我在《第一财经》专访中提出的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以前在多种刊物和会议上都曾提出过。这次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大概主要是因为我是以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发表的。在采访中,我的观点实际上有三个：     

文旅产业与风景资源资本化

<正>文旅产业应该放在更大的框架内定义过去20多年,中国很多产业把外表的东西去掉,背后实际上都是"房地产+"。如万达是"房地产+SHOPPING MALL",华夏幸福是"房地产+产业"。文旅产业也是如此。如华侨城是"房地产+旅游",看到华侨城文旅项目,总是能找到与其镜像的房地产。其他如成都的宽窄巷子、西安的大唐芙蓉城、上海新天地……都是如此。只要是做得好的地方的文旅项目,都可以找到与其共生的房地产项目。     

空间结构与城市竞争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以来,城市结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范式中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分支,而非规划的基础要素。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结构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具有比城市规模等规划核心要素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将城市的空间结构分析放到更广阔的视野,揭示城市结构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城市结构要素的组织,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师的基本工具。     

追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

目前大部分的国企改革设计,都是集中在存量资产(产权)的转移上,将代理人变为委托人的股份化制度似乎是国企走向市场的主要路径。这种改革措施将无法避免地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有争议的初始财产界定。作者试图提出一条针对增量财产的改革路径:在不触动存量的条件下,通过对代理人剩余权的界定,改进企业的激励机制和提高企业的效率。中规院微观层次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知识依赖型的国企,这是一条更可行的出路。     

高速发展与空间演进--深圳城市结构的选择及其评价

高速发展条件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一直是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足够的实证案例。本文以深圳规划及空间结构演化为案例,试图在对过去20年深圳城市规划的回顾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其成败得失,从而为探索高速发展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技术乃至理论提供实证基础。     

规划的故事:15年前的报告

我历来喜欢用医学来比喻城市规划。城市就是规划师面对的病人。同物理学、化学不同,医学和城市规划都属于经验性学科,“藕历”的积累,是学科进步的重要手段。好的医生不是准确复述症状,而是通过症状预测病情的发展,并提出防治之道。城市规划也是如此。“好”规划应该能“治未病”——在“吸烟”之前,就能预言“肺癌”。显然,在目前的学科发展水平,“治未病”的能力,只能来自大量案例的归纳。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经营

探讨了竞争环境下 ,城市制度的演进方向。认为只要存在充分的竞争 ,城市完全可以像企业一样通过经营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关键是建立尽可能充分的外部竞争环境和产权明晰的内部责任机制。在这方面 ,竞争性企业大量的制度资源可供城市学习和借鉴。对于目前我国城市经营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 :要在目前分税制的基础上 ,硬化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 ;通过立法将政府用于城市建设的费用同资产挂钩 ;政府要严肃财经纪律 ,不能随意赤字财政、超额举债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