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城中村改造为例,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回迁安置小区村民的市民化状况,探讨改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与未竟任务.实证表明,猎德改造改善了人居环境和村民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为村民的市民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村民恪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安全策略,改造后的猎德在集体土地转制、集体公司市场化运营、村民谋生方式和角色认同转变等方面仍面临巨大阻力.因此,这种改造模式只能造成村民的“被动市民化”,即被动地接受改造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质上游离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之外.最后,分别从观念与实践的角度为推动村民的“主动市民化”提出若干建议.     

内江市市中区:“两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注重以人为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调结构、稳增长、扩内需、拉经济,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全区实现“两化”互动,有效带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新视阈

失地农民问题是近年关注的热点,但目前学界研究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视角偏狭,面临诸多瓶颈.失地农民因脱离农村社会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又因先赋身份的局限在城市遭受各方面的排斤趋于边缘化状态,他们遭遇的问题并不可能仅仅通过宏观政策就得到有效解决.丈章旨在以更人性化的角度对解决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以期寻求解决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阐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一个过程,呈现出主体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要经历非农化、城市化、市民化三个阶段;以"三步转移理论"来阐释其市民化的内涵和过程,并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现实的实现路径,对于创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从需求和供给两种路径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政府进行渐进式户籍制度改革,并将嵌入户籍背后的一系列权益剥离,还要制定配套的政策解决好农民工落户后融入城市的问题。     

避免城镇化沦为“造城运动”

"‘造城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更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镇化是中国在下一个10年里的最大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确立的城镇化"新政",不仅标志着我国改革的新起点、传递着平等的新理念,更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带来新红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对于当前来说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只有35%—38%。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     

中国城市化转型与质量提升战略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向国务院提交过一份报告,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推进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当初我们认为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了全面转型升级的阶段。在当前新的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应该在沿海全面转型升级中起到引领、示范和排头兵的作用。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长三角的转型,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是要着重提升长三角参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档次。第二是着重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三是着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世界范围来     

城市化与城市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公众的科学素养问题越来越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必须关注处于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的科学素养的培育，加大城市科普投入的力度，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让城市公众对科学素养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和切实的提高。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