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工程学科:“双一流”高校的愿景与挑战

工程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世界工程学科发展经历了经验技能阶段、工程科学化阶段和大工程阶段。面向国家工业化一直是中国重点理工大学的核心使命。一流工程学科在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工程学科有五大愿景:强化工程学科的优势与特色;强化工程学科的育人功能;强化高水平学科团队建设;强化学科创新能力;强化学科组织模式创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工程学科面临四大挑战:团队建设、内容建设、经费支持、评价体系。     

论教育关系的调整机制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教育关系是教育关系主体围绕教育目的之实现而形成的各种关系。从教育发生学的角度看，教育关系源于人类的血缘关系，是从人类父母与子女血缘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教育关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教育关系的道德化、教育关系的等级化与教育关系的法律化。对教育关系进行调整的规则有两种形式：一为不成文的规则，即潜规则；一为成文规则，即显规则。从不成文的规则演化为成熟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著作评述 守望大学“永恒的童心”——评彭道林《大学教有与自由知识》

中国已经是世界的高等教育大国，但还远不是高等教育强国。国人期盼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现，期待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出现由来已久，然而在这片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土地上竟然是如此之难。不少学者为此研究、反省，提出了许多问题。近日收到彭道林博士的新著《大学教育与自由知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仔细阅读之后，感触颇深。毫无疑问，这本书是有助于回答这类根本问题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研究型大学质量困境——加拿大经验

西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是在大众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是随着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凸显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实质上是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是政府、社会和大学共同的责任,大学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分类评估与层层问责是加拿大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经验。教学是大学永恒的主题,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学。重视教学、改进教学、促进教学是走出研究型大学质量困境的必由之路。     

超越问责逻辑,建立大学内部质量评估体系

一、问责逻辑与评估体系有效性问题 自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之后，问责制（accountability）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主导逻辑。问责是一种不对等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问责是指一方采取措施让另一方负起责任，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应答性说明和强制性惩罚。“问责总是处于两个以上的个人和团体之间，一方是责任的寻求者，有获得说明和实施奖惩的权力；另一方是问责的对象，     

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

学术自由从最原初的意义上说，乃是指学者出自一种闲逸的好奇心自由地探索事物的本源。作为一种纯粹的探索精神，学术自由实质上是思想自由。大学与思想自由极有源渊，不但大学的起源得益于思想自由，而且大学的发展也从未离开过思想自由。     

委托-代理视野中的学术职业管理——中国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制度设计

中国高校推行教师聘任制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它是全球学术职业管理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聘任制改革的理论前提是尊重学术职业的特性,致力达成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整合.教师聘任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解委托代理人问题以及如何对教师的工作进行监督与评价.由于学术职业的特定性低难以量化、工作量大考核成本高昂,因此,对其绩效进行考核十分困难.因此,只有结合使用制度化的机制和非正式的规范相结合的办法,才能破解聘任制改革的制度设计难题.聘任制改革必须妥善处理绩效评估问题、激励问题以及法律问题.     

学术自由与大学管理

大学管理和学术自由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学术自由应成为大学管理的基本理念。在分析我国大学管理与学术自由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大学管理与学术自由的矛盾在现代大学中表现为政治与学术、行政与学术的矛盾,并提出了消解矛盾的一些 具体建议。     

在控权与管理之间:中国高等教育行政的法理学取向

学术创新取决于学术自由的实现，学术自由能否实现的关键则在于教育行政与学术自由能否相互协调。学术自由的实现既需要限制教育行政的膨胀，同时又离不开教育行政的参与。教育行政的理论模式主要有控权论与管理论。控权论主张控制教育行政权力，保护学术自由与大学办学自主权；管理论强调维护教育行政特权，学术自由没有完全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教育行政的平衡论为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整合提供了法理学基础，它为学术自由的实现提供了一条思考的路径。     

高校内部规则的法理学审视

制定内部规则是高等学校管理的需要。高等学校制定内部规则的依据有教育法律、法规,教育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大学章程。高校制订的内部规则只要有法律依据,并且是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制订的,体现高校各组群的共同利益和意志,就应当具有一定的效力。一般的日常管理事项由于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法院应尊重高等学校的规定;涉及到教师与学生重大权益的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法院应审查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