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坊街巷到完整社区：我国社区的模式演变、规划实 践及趋势展望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式现代化语 境下,中国社区历史脉络与现代社区演化路径 的纵贯研究较为缺乏,作为新时代城乡社区建 设行动指南的完整社区亦尚未建立适切的理论 框架。为了更系统地剖析从古至今中国社区发展 的历史和特点,基于文献研究与规划实践解读, 构建一个理解中国社区演进的综合框架：从国 家与社会视角分析古今社区的重要模式演变, 从制度与生活视角解析建国以来社区的发展转 型,从行为与空间视角剖析近年来社区的规划 治理实践。鉴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基于“制 度—行为—空间”三位一体的完整社区理论分 析框架。研究认为,唐宋之际从里坊制到街巷 制,表征为传统基层社会从国家中的社会转向 社会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从单位制到社区 制,意味着现代社区从国家全能管控转向社会有限自组织;现代社区从单位大院、居住小区到完整社区的转变,表明社区发展的底层逻辑从制 度支配生活转向生活倒逼制度生活化。最后,指出完整社区应是公共服务均等、居民生活满意、 治理制度良善三个维度高质均衡的城市社会单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社区的一种理想图景,希冀 对未来社区的理论建构与规划实践有所助益与启发。     

台湾地区都市更新中的容积奖励制度改革研究

城市更新是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平衡,也是空间增值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在内地城市更新中,容积奖励等制度也逐渐成为政府实现公益性政策目标、推动城市更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引发的一系列容积率奖励运作问题值得关注。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通过刚性与弹性管控相结合、增强奖励标准的确定性、增强奖励制度管控的精细化程度等改革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缺陷,实现容积奖励的真正目标。深圳城市更新中的容积奖励制度与改革前的台湾地区具有相似之处,通过探究台湾地区容积奖励制度改革的运作逻辑,以期对深圳等内地地区城市更新中的容积奖励制度改革提供经验。     

城市规划委员会,为何、何为、何去?

随着2018年的机构改革,在全国推行设立城市规划委员会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的肩上。只有在市、县设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依托其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督查,才可以把国家和省域空间规划所确定的资源保护、开发、配置的底线控制真正落实下来,在制度上建立管控的刚性边界。以珠三角代表性城市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为例,认为"半官方"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地方知识带进决策过程,在规划编制、审批、调整中把"公众参与"作为决策程序必须经过的一环,连接政府与社会,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并在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中作为冲突裁决机构,同时保持一定的制度弹性,而规划督查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就是维护规划委员会的独立性。     

“高低配”住宅小区问题分析、形成机制及改善建议——以广州为例

首先以具有典型性“高低配”开发特征的广州GJ 社区为例,分析了“高低配”住宅小区引发的具体问题;从规划技术角度分析了当前“高低配”住宅小区的指标特征,并通过对比高容积率的广州GG 社区,认为“高低配”住宅小区是较低的容积率和较高的建筑限高联合作用下的产物;然后基于纽约区划法对居住区控制的经验,对比辨析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2018）》、广州技术规定与纽约区划法的住宅小区控制指标体系,指出当前我国的住宅小区控制指标体系略显粗放;最后提出针对“高低配”住宅小区的技术改善建议,建议应加强住宅小区建筑高度的下限控制、公共空间的控制以及住宅片区的城市设计引导。     

小街区空间公共性有效供给机制研究——以广州珠江新城居住街坊为例

小街区开发对城市空间公共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而原本属于大街区封闭小区的绿地如何有效供给为小街区开发中可共享的社区公共绿地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广州珠江新城为例,梳理了历版珠江新城控规的开发模式,从规划设想、建设过程及管理状态三方面,对其中分别代表公有公共空间模式和私有公共空间模式的两个居住街坊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小街区空间的公共性问题,最后从规划机制、建设机制、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及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形成完整且有效的小街区空间公共性供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