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居环境规划治理的研究方向与应用展望

生态文明与信息化时代给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立足国家与地方发展的战略需求,本文对“人居环境”到“智慧人居环境”的内涵拓展进行了解读,分析了国内外智慧人居环境实践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基于“系统认知—实践需求—理论构建—研究方向”的思路,搭建了智慧人居环境规划治理的研究框架,对其中的难点进行了梳理,最后,提出了从智慧人居1.0到3.0阶段发展的建议,对未来的应用方向进行了讨论与展望。     

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

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新常态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探讨与实践——以上海市金山区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发展进入后半程,城乡建设空间模式逐渐从"城市增量扩张、农村减量收缩"走向"城市存量提升、农村优化调整",农村居民点布局也将迎来新一轮的优化调整。相较于前一阶段,这一轮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将更加"温和",摒弃大拆大建,在规划目的、原则、方法和成果上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调整。选取上海市远郊金山区为例,在总结传统农村居民点布局规划建设困境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原则调整、方法创新、内容深化"的优化策略,并基于GIS平台,探索出了一套方法更为合理、内容更加全面的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规划,对下一层面的乡村规划建设产生了更强的指导作用,取得了较好成效。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半城市化地区工业强区的再城市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选择我国三大区域: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个百强县:京津唐的顺义区、长三角的江阴市和珠三角的顺德区为案例,首先分析了三者所处区域的发展模式差异,之后对其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研究,并采用部分景观生态学等指标,对其土地利用模式进行比较,剖析其特征与存在问题.最后,提出了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优化的政策启示.     

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的演进与转型——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城市更新的策略与走向。借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以北上广深为例,梳理我国特大城市自21世纪以来城市更新的变迁,阐述其规划响应策略。针对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策略的转向,分析我国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就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进行解读,随后对城市更新中的战略转向进行探讨。     

集体留用地的土地发展权：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思考

农村集体留用地是我国征地补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补偿制度,在保障失地农民长期收益、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集体土地权能的缺陷与模糊,留用地土地发展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不利于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土地发展权为视角,首先从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传统法定规划空间管制、开发利用模式三方面分析了集体留用地土地发展权受抑制的表现和原因。然后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留用地开发利用与“总规-详规-实施”多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总结出各层次国土空间规划中留用地开发利用存在的核心问题。最后通过借鉴厦门、杭州、广州等城市多元化的留用地开发利用模式,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开发利用模式的联动创新是推动新时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城市更新中公共利益捕获与耗散的机制解释——基于产权“公共领域”理论的租差优化模型

租差视角下，城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可理解为一种公众委托政府代理而获得的公共属性租差。最大化捕获公共利益是城市更新的核心目标，但开发商主导的市场化更新却导致了公共利益的普遍性耗散。本文基于产权“公共领域”的视角对租差模型进行了优化，将产权界定、竞租主体纳入到租差模型中，构建了“产权界定-地租生成-租差分配-公共利益捕获耗散”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公共利益的捕获与耗散是产权界定、租差分配、政府干预的综合结果，其中，政府干预扮演核心角色。在城市更新产权的初始界定和增值分配两大阶段中，存在着非正规空间地租、公共利益、可释放潜在地租三大典型产权“公共领域”，政府通过对上述产权公共领域地租的差别化干预来改变租差分配，从而影响城市更新进程和公共利益的捕获与耗散。本文认为应加强对城市更新中产权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从而保障城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