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品经济观念论开中盐法及其嬗变

始于明初的开中盐法，为明清两代盐政管理奠定了基础。有关该法的实施和嬗变，以及它们与当时国家经济其它方面重大变革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尚有待更深的认识。本文试以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对该法实施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及嬗变主要原因予以论述，并对历史上一些不妥言辞提出意见。     

明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

明万历年间,淮盐逐步实行"仓盐折征".这是朝廷"政商分离"变革的第三步,并有潜移默化的可能.袁世振于万历四十四年,在其<盐法十议>中,并未提出"纲运法"(本文称其为第二疏理方案),而是提出一个更加损害盐商利益的方案(本文称其为第一疏理方案).但该方案出台后,即遭到盐商(尤其是大盐商)的抵制."纲运法"则是在袁世振第一方案失败后,于万历四十五年九月,在去扬州的路上,经与盐商接触后,偶然提出的.     

清嘉道时期淮盐经营成本的估算和讨论

清嘉道时期，因朝廷和盐政机构对两淮盐业的敛取过多，商人经营官盐无利可图，必须通过夹带盐斤的方式才能获利，致使淮盐实际运销总量比官方定额（以重量计）高出近一倍。但因淮盐价高及官府缉私效果有限，商人不能完成每年169万引的定额，以致年年赔课不断，最终走向衰落。     

清代淮盐江广口岸价探讨

从所见史料看,清代淮盐在江广口岸的价格增长情况,可分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在乾隆朝以前,增速比较平缓;从康熙三十至乾隆六年（1691—1741）,年均增长指数（以盐斤重量为基础统计,下同）,为0．926％。第二阶段在乾隆朝,增速较快,并于乾隆晚期增至最大值;从乾隆六至五十四年（1741—1789）,年均增长指数为2．1858％。第三阶段则在乾隆晚期以后,从微观看,价格虽有变动,特殊情况下甚至高于乾隆晚期,但随之又回落,并从宏观看,该阶段盐价已处“饱和状态”,无法再涨,故从乾隆五十四至同治四年（1789—1865）,该阶段增长幅度和年均增长指数均可认为0。     

自贡盐业与徽州商业契约文书的比较

自贡地处长江上游,徽州地处长江下游,但通过对自贡盐业与徽州商业契约文书中"合伙约的签定与解除","产业的继承、买卖或租佃",以及"货币的抵押借贷"等种类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地契约文书的款式是基本一致的,除了行业术语各有不同,以及各自关注的内容有所侧重外,不少合同的专业术语则又都是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尤其两地的产业买卖基本都是采取绝卖的方式,这又与两地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有关。     

“徽州盐商垄断说”不能成立——由电视专题片《徽商》引起的讨论之一

徽商与同时期其他商人一样,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由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向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开始过渡时的产物。明清时期,以徽商和西北商为代表的两淮盐商,也是其经营淮盐的唯一合法商人群体。对该时期淮盐经营中,朝廷、官府、盐商的表现,应回归于当时的经济层面,实事求是地讨论。“勾结、垄断”说不是学术研究成果,是俗见,且是错误的偏见。电视专题片《徽商》在国家媒体上传播错误说法显然不妥。     

乾隆两淮提引案辨析

乾隆两淮提引案被宣扬为贪污案是冤枉的。朝廷在案发之前，并未令商人就提引上缴“余利银”。每引二三两银的引价，既不为商人普遍遵循，也不为朝廷认可。案件在其审理之初，就被分为两个几乎不相干的部分。所谓千万余两“罪状”清单，是审案官员对盐商诱供的结果。它是盐商承认赔纳的基础，但不是对三位前盐政官员定罪的基础。导致三位前盐政官员的被处，是封建私有制条件下，君臣之间最敏感，也最古老的“忠与不忠”问题(即所谓的“欺君之罪”)。杀一儆百是皇帝的必然决策。     

马钢一铁3号鼓风环冷机密封装置的改造

针对马钢一铁总厂3号鼓风环冷机存在的密封不严的问题,分析了传统密封装置在结构设计和制造上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了一种新型密封装置,根除了传统密封装置的诸多弊病。该装置在马钢一铁总厂3号鼓风环冷机上使用后,效果良好。     

明代徽州盐商论述

明代徽州盐商是封建晚期经济结构变革起步阶段的产物，明盐法的实施和嬗变为其提供了舞台，本文通过由“粗放”向“集约”缓慢发展，在自己的领域里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等四个方面的讨论，指出徽州盐商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促使以粮食生产为特征的农业人口分流方面，客观上扮演了进步者和尝试者的角色，他们以良好的素质和业绩表明，中国商人不比西方商人逊色。     

明代隆庆年间盐政状况分析

明代隆庆年间的淮盐，是正引在边开中，余盐在司纳银，但所谓中，以往是强制性摊派，弄得边商苦不堪言，又因正引积压达500余万，内商需守支多年，不愿再购买，故迫使边商告掣河盐，又方矛盾激化，而此时私盐依然盛行，庞尚鹏奉命疏理盐政，他主张宽恤商人，但因明中叶后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其疏理思路不可能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