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多样性的社会价值及其“修补”方法

城市空间多样性的本质是社会结构多样性,而社会结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生态链多元稳定的特征,是不同人群社会需求的真实体现,反过来又赋予了城市空间多样性的社会价值。城市修补给予了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原有的不足之处一次进行修改并完善的良机。基于"城市修补"的理念,规划应综合考虑以下几点:(1)加强对既有城市空间特征的深入调研和综合评估;(2)完善城市公共空间的总体规划布局;(3)注重传统城市空间"斑块"的保留和功能转型;(4)慎重对待原有城市支路网结构的保存和改造;(5)鼓励特定街区土地的兼容混合使用;(6)保障城市公共空间类型的多样化;(7)增强对建成区小尺度公共空间的场所营造;(8)提升公共空间的认知度;(9)在综合考虑交通影响的前提下打破封闭式围墙,活化街道空间;(10)在城市修补过程中引导当地居民参与社区的规划决策。     

大型居住区住宅外部空间设计探讨——以河北霸州新城住宅区规划设计为例

住宅的外部空间是其内部空间的延伸,是城市空间与住宅内部空间的"过渡空间",联系着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集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于一体。本文从研究住宅的外部空间出发,分析总结其特征,以大型居住区规划为例,将两种设计理念进行比较,探讨住宅外部空间对居民公共生活的影响及规划空间的重要意义。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公共设施的人性化设计与研究——以武汉汉口江滩公园为例

城市社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的破坏让公众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更加关注。以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计这一角度出发,以此来分析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与发展前景并予以规划,是针对公共设施设计这一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将人性化设计的理念运用到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去,并借鉴环境行为学的理论,找出人群活动与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三者之间的恰当关系,指出如何更好的将人性化设计运用其中。     

探究作为容器的文化商业步行街空间——以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为例

城市容器空间作为构成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部分,是城市的精髓所在,一个城市最主要的特质就是通过城市容器来表现的。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容器在现代的城市环境、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江汉路步行街属于城市公共空间,是武汉市商业建筑空间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容器服务于城市空间,吸引人群停留。江汉路步行街作为城市的商业空间的容器,有着它自己作为容器的特征。本文从容器、商业步行街空间的概念分析入手,阐述步行街街道空间的性质、特征和空间序列,并浅析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作为容器的特征和意义。     

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问题分析与策略探讨

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活动场所,是一个城市特征和个性的重要表征。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国家对以城市空间为典型代表的国土空间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也越来越高,开放共享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关注领域。文章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与演进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评析,得到3点结论 :(1)目前,城市公共空间只重形式而忽视"人"的体验的问题严重。(2)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程式化、套路化严重,缺乏文化挖掘,缺少地方特色,难接地气。(3)城市公共空间不能"重"设计、"轻"规划,应全面系统地统筹城市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规划应层级清晰,系统化体系化,注重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     

促进人群交往的城市公共空间与规划策略研究

现代城市发展中出现大量无法满足人群交往的基本需求的城市公共空间。而交往作为居民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构建适宜交往的空间环境,在鼓励居民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社会秩序的安定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城市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群不同交往需求特征,进而探讨公共空间中人群的交往行为及场所,并确定了基于不同需求行为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要素,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促进交往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策略。     

世界博览会作为城市空间的解读

从世博会是城市重要的空间事件的立场出发,探讨了世博会场址规划值得关注的功能、场址分析和城市公共空间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世博会中的活动并非城市中的常规生活,需要从这些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出发、以活动组织的方式来规划世博会场址的空间;上海世博会的场址位居城市的核心地区,是城市发展轴的重要节点,因此必须在对其独特的区位特点及其意义认知的基础上来规划世博的场址;同时,世博会场址应当充分强化其公共性,并成为多元化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构建的关键性内容.     

城市公共空间的呼声--创造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三位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人们生活的舞台，必须要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休闲、娱乐的场所，改善居住生活质量。从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三方面的融合来探讨城市公共空间的创建，以提高城市公共空间的品位和价值。     

滨江生活岸线规划探析——以江苏省仪征市为例

滨江生活岸线是城市独特的自然资源．其规划涉及完善城市功能、营造城市特色、维护社会公平、改善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在规划中除遵循一般的原则外，还应注意协调发展、空间共享、自然生态的原则。该文以仪征市为例，探讨上述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营造协调、共享、生态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与特征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的“起居室”和“橱窗”,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与色彩,使城市生活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其活力与特征也是从多方面来体现的。重庆磁器口正街和三峡广场正是分析公共空间活力与特征的很好例子。     

数据增强设计框架下的智慧规划研究展望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对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新时代下的城市规划也将面临转型。本文在数据增强设计方法框架下,提出智慧规划的流程及三大特征,并从数据来源补充、城市生活与空间变化认知、规划设计响应等视角,提出“十四五”时期智慧规划应关注的五大内容:⑴重视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研究与建设,强化城市感知系统的构建;(2)认识新时代下人的需求与行为的转变,推动环境行为学的深入研究;(3)研究新兴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探索城市空间的未来转型方式;⑷推动数据增强设计在经典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开拓更新视角的规划设计方法;(5)关注人本尺度的城市空间研究与设计,注重更以人为本的公共空间建设。     

防疫视角下城市社区安全治理与设施嵌套体系初探

2020年春节之际的新型冠状病毒在 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在组织管控、医疗救护、社区防疫的全民防护 过程中,社区在疫情防控、健康生活维系、社 区集体心理疏导以及社区文化和精神凝聚方 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因此,基于社会生活组 织网络体系的城市居住社会及其空间单元, 对于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突发性重大 公共事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韧性价值与 属性特征。从规划的全局观反思,基于多元主 体和治理理念,规划除了预留出应对突发事 件的城市安全预留用地,同时,基于城市社会 属性特征,更要注重建构以人为本、与城市社 会组织结构匹配的“生态链—防控链—组织 链—流通链”安全防护体系,强化基层安全防 控的“安全空间单元”,进而基于安全防护体系 下原有配套设施系统如何更好适应疫情防护 需求,形成既有设施与疫情防控需求的弹性 设施嵌套体系,又能在全民医疗和健康体系的 框架之下充分考虑城市居住社区基层防护的社会价值和潜在的可能性。本文基于疫情防控的视角,从城市社会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述了基于疫 情防控的社区安全系统的建构及其防控规划体系与常态化规划建设的设施嵌套关系。     

经济转型期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策的再思考

周期性经济变化与城市发展策略密切相关,这是由市场经济资本再生产的过程决定的。欧美国家的城市复兴实践活动亦证明了这种内在规律。论文分析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发展方式的特征性转变,解读了城市设计体系中"空间规划"和"公共政策"两个维度的关系。提出我国的城市设计应围绕技术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3个方面,充分发挥调控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作用。城市设计是一个通过空间的变化影响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通过引导投资去向、调动民间资本的经济策略,以及建构决策组织机构、保障公众参与的社会规制,城市设计学科有可能在转型期城市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     

城市规划与社会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主要有:城市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城市的盲目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城中村”和“边缘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城市资源分配存在不公、城市规划缺乏公众参与等。对策为:摈弃中国城市规划只注重“形体规划”的观念,更加注重研究城市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城市改造和开发应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兼顾多数人的利益;积极倡导公众参与。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试论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

就空间论空间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多元化的社会经济进程,城市规划必须研究空间背后的社会利益机制,所有的城市规划工作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利益问题进行的,城市规划是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的一种工具,城市规划的目标就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应该始终是城市规划师的基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但是城市规划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公共利益,为此需要克服来自几个方面的自利性影响。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不仅应该在空间上拓展,更应该在学科领域上加强交叉,尤其是注重对于决定土地与空间利用模式的利益关系的研究,应该逐渐向政策科学转变,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重视规划中的利益诉求机制的建设和规划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以及社会公益用地范围的界定。     

The City as Dining Room,Market and Farm

Food has been sold on the street ever since people have lived in town settlements. Encouraging soci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the public consumption of food brings vitality and conviviality to urban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 sale of food in upmarket cafés and speciality shops has intensified, becoming a tool of urban regeneration. Here, Karen A. Franck, the guest-editor of this issue, introduces the themes behind ‘Food + the City’ and suggests why architects and planning professiona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ity's multiple functions as dining room, market and farm’.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的研究述评

各类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同社会群体需求的复杂性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城市规划面临的核心难题,＂试图以增长来解决一切城市问题的发展观＂已难以奏效。城市规划应及时从单纯重视物质空间规划转向对社会空间的关注。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这一复杂背景下,城市规划应关注几个关键性的社会问题,即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下的居住分异问题,就业——居住的空间不匹配问题以及贫困与低收入住区问题。     

德国家庭分配花园的当今效用及对中国的启示

家庭分配花园是由政府分配、家庭租赁来进行农作、园艺活动的独立小块城市绿地。德国家庭分配花园建设成熟,日常可用于耕种休闲、家庭聚会等,是当前城市中农产品、景观花卉等个性化种植的主要场所,是缓解城市居住分异的家庭纽带,具有阻止城市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确保城市绿地完整连续的规划作用。借鉴德国经验,建议中国应重视城市绿地服务于生产、生活、生态的复合型功能,在城市绿地系统中设置可用于家庭种植的绿地类型;以此关注城市家庭除居住以外的自存空间需求,探寻城市绿地家庭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平衡;明确部分城市绿地的使用主体,增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效。     

精细化尺度下的城市绿地建设公众 参与途径——以柏林、伦敦“植树计划” 为例

绿地空间具有减缓城市热岛效应、调节微气候、减轻噪声、改善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增加生物多样性等诸多优点。城市绿地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能仅依靠“自上而下”的上层规划来进行,同时应关注社会公平性、经济效益、市民意愿等因素,从精细化尺度贯彻公众参与制度,真正实现市民共建的“人民城市”。对公众参与政策的起源与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探讨在城市绿地建设中不同阶段的公众参与方式。以柏林、伦敦的“植树计划”政策为例,从资金来源、公众参与方式、参与形式、参与层次、计划成效几方面,比较分析2个城市植树计划的公众参与模式与深度及优点与不足,以对中国绿地建设提供借鉴。最后,针对我国公众参与绿地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精细化构建制度法规保障体系、精细化资金来源途径,以及搭建精细化参与渠道三方面的启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