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珠三角"城市区域"重构的空间分析——以跨行政边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区域特别是城市区域重新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而区域管治作为应对一体化困境的新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盛行.本文以珠三角的跨行政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案例为实证,通过对相关行为主体的深度访谈和对典型事件的分析,展现处于特殊制度背景下的珠三角区域管治新图景.研究表明,在政府所主导的珠三角"城市区域"重构中,对空间性的跨境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正成为实施管治最为重要的手段.正是通过空间,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权力才得以流通,管治目标才得以达成;同时,对空间管理权的争夺也重置了各层级政府的管理边界,并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城市、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     

长江三角洲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多层次管治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长江三角洲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多层次管治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九类政策分区类型

从城镇群的角度着眼于整个珠三角的规划，以九类政策分区和四级空间管治突出政府在区域统筹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的最大亮点。《规划》创新性地引入“政策分区”、“空间管治”理念．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产业、交通发展的要求，根据对区域内不同类型城镇地区的扶持、提升要求，将区域内生态环境、城镇、产业与重大基础设施地区划分为9类政策区．不同分区实施不同的空间管治．实施不同的引导和控制要求．使规划更具可操作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仍是一直以来沿用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城市与城市之间各自为阵，无法形成资源的优化整合与最大化利用．并直接造成了城镇规划的落后。小而散、小而全的问题成为长期以来制约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障碍。此次珠三角通过这个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以战略的高度将政策分区和空间管治这一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新理念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打破了过去的行政管理思维，无疑为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科学路径和有效手段。     

从行政区划调整到同城化规划——中国区域管治的转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特征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中国行政区划存在"地方市场分割"发展问题,政府通过"经济区建设"、"撤县(市)设区"等行政兼并方式具有负面效应,而"同城化"将逐步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新的区域管治模式,是中国区域空间管治转向的重要标志。但同城化地区管治面临管治主体层级差异、规划内容衔接失效和跨界合作激励缺乏三方面的困境,而同城化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交流和协商来解决矛盾和实现协调成为共识达成的平台,为未来区域管治转向的重要手段。随后,本文提出从基本任务、工作框架和编制程序三方面来构建同城化规划编制的整体框架,为同城化地区规划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协调规划”与“规划协调”——珠三角“一级空间管治区”的规划与实施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对"一级空间管治区"的划定与管理要求,广东省建设厅正在制定《"一级空间管治区"规划指引》,本文以"佛山市区域绿地专项规划"和"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为例对"一级空间管治区"规划及实施思路进行介绍,提出了在规划编制及实施过程中积极与城市各相关部门及各级政府合作的"协调规划"思路,从而编制能容纳各方利益和目标的区域性专项规划。通过就珠三角"一级空间管治区"规划的协调思路和可行的技术方法进行探讨,实现对"协调规划"的创新性探索。     

上海市浦东结构性绿地空间管治模式及政策启示

中国特大城市结构性绿地区域具备空间类型丰富、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利益主体多元等特征,其空间管治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厘清结构性绿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将其空间管治模式原型分为“自上而下主导的中心化”模式和“自下而上主导的去中心化”模式2类,进而应用“主体—工具—机制—内容”的管治分析框架,对上海市外环绿带浦东段和张家浜楔形绿地2个案例的空间管治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揭示这2种空间管治模式的优势和局限。研究发现：在当前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引起的分权化、城市空间分异导致的碎片化以及利益主体分级的多元化背景下,仅靠政府、市场或者社会单方面管治结构性绿地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进一步提出“网络式”的精细化管治模式或将成为中国特大城市结构性绿地空间管治的发展方向,可为相关理论和实践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南京城市行政区重构与城市管治研究

城市管治实质上是在复杂的环境中 ,政府与其他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管理城市的方式 ,在此过程中 ,城市政府通过协调其内部、政府与市场间、政府间、政府与跨国公司间、政府与市民社会及其他组织间的关系 ,以合力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选择城市管治中的空间城市行政体系和政府组成及其角色为切入点 ,结合南京市最近的行政区划调整 ,通过城市政府机构安排和效率分析 ,对南京城市行政区重构与城市管治进行研究     

多中心跨境城市一区域的多层级管治——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驾齐驱的格局下,全球城市一区域（Global City-Region）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跨境区域（CBRs：Cross-BorderRegions）大量涌现。近年来欧盟国家有关大都市区的研究揭示了多中心（Polycentric）格局和区域融合中多层级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的形态,但罕有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订对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影响。目前,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大都市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的系统研究尚不多,本文尝试揭示大珠三角作为多中心都市区和跨境区域的多层级管治的形成、演变和影响。本文进一步透过跨境大桥的案例分析,尝试揭示这个跨境城市一区域的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格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之处。     

基于管治理念的区域整合新手段：建设跨行政边界工业园区

长期以来,具有浓厚计划经济特性的行政区划调整被作为一种实现区域整合的主要手段广泛使用。近年来,建设跨行政边界工业园区由于顺应了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实现了“好的管治”,而成为种实现区域整合的新的有效手段。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将更有利于快速推进我国的区域整合。     

广东省化州市城镇体系空间管治规划研究

目前,广东省化州市正处于社会经济与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存在着城镇体系不完善、经济结构不完善、创新条件不够、社会事业发展不完善、乡镇和城市建设分布不合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协调机制等问题。因此,制定以引导与控制为主要功能的空间管治规划是促进化州市产业合理聚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一、空间管治的内容根据化州市域自然地理特征和市域空间管治的目标,本规划将化州市域用地模式分为城镇建设区、农村开敞区、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四大类型,其中生…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的实践探索

城市开发边界是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统筹调控区域城乡空间、生态空间的制度安排,是保障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的公共政策,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杭州市把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重要内容,作为城市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布局的基础性依据。在划定方法上从区域整体和长远发展要求出发,以"谋取最大公约数"的理念,结合人口、设施和经济活动的布局需要,通过部门协商统筹,将依法依规梳理出的18个空间管制要素整合形成满足各项要求的"空间一张图",坚持于法有依、空间落实、多规融合、简便易行。制定了《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实施规划》,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分类处置开发边界外的现状建设,细化开发边界外空间保护利用要求,促进开发边界内外功能融合,建立包括制定条例、动态监控、政府考核、社会监督等方式在内的长效管理机制。     

新自由主义管治下的后奥运规划与开发：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为例

奥运会给主办城市留下的最大物质遗产是奥运基础设施和场馆。后奥运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设施和场馆的运营和管理上,而对以它们为基础的后奥运城市开发及其规划则重视不够。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有关后奥运规划和开发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方法是案例研究,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为例,分析2000年奥运会之后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城市管治理念下继续规划和开发奥林匹克公园。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政府投入巨资修建奥运设施有悖于纯粹新自由主义管治理念,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妥协,但是在后奥运规划和开发上,新自由主义管治所倡导的小政府、公私伙伴关系和政府从土地等资产盈利等却有利于使奥运设施遗产价值最大化。我们希望此文对中国主要城市的有关讨论作出贡献。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城市雨洪管治策略——以费城为例

新一代城市雨洪管治不只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将多元主体纳入雨洪决策和实施,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的复杂动态过程。本文分析美国雨洪管治的主要模式,回顾费城雨洪管治策略——"绿色城市,清洁水体"计划的实施过程,梳理其基于地块尺度的精细化雨洪管治演变历程。费城雨洪管治是水利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治理过程,强调绿色基础设施与传统设施结合,在确立整体雨洪管理目标后,通过空间用地对目标进行系统分解,保证目标实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最后,本文借鉴费城案例提出我国城市层面雨洪管治需要建立跨部门跨尺度的协调机制,将城市雨洪管治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各个层次,注重布局的公平性,实现数据可视化与成本控制。     

多中心跨境城市-区域的多层级管治——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驾齐驱的格局下,全球城市一区域(Global City-Region)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跨境区域(CBRs:Cross-BorderRegions)大量涌现.近年来欧盟国家有关大都市区的研究揭示了多中心(Polycentric)格局和区域融合中多层级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的形态.但罕有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订对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影响.目前,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大都市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的系统研究尚不多,本文尝试揭示大珠三角作为多中心都市区和跨境区域的多层级管治的形成,演变和影响.本文进一步透过跨境大桥的案例分析,尝试揭示这个跨境域市一区域的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格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之处.     

新自由主义管治下的后奥运规划与开发: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为例

奥运会给主办城市留下的最大物质遗产是奥运基础设施和场馆.后奥运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设施和场馆的运营和管理上,而对以它们为基础的后奥运城市开发及其规划则重视不够.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有关后奥运规划和开发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方法是案例研究,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为例,分析2000年奥运会之后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城市管治理念下继续规划和开发奥林匹克公园.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政府投入巨资修建奥运设施有悖于纯粹新自由主义管治理念,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妥协,但是在后奥运规划和开发上,新自由主义管治所倡导的小政府.公私伙伴关系和政府从土地等资产盈利等却有利于使奥运设施遗产价值最大化.我们希望此文对中国主要城市的有关讨论作出贡献.     

中国市民社会与城市政府的互动——以广州洛溪大桥收费风波为例

实证研究是“管治”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大量搜寻的基础上 ,选择跟踪了广州洛溪大桥收费风波的案例 ,欲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 ,探讨“管治”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此案例的剖析 ,可以看出 ,中国城市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已现端倪。展开“管治”的实证研究对进一步搞好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 ,深具意义     

基于区域空间协调的城市总体规划作用再思考——以深圳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为例

区域协调规划由于其行政力量的有限和法律地位的尴尬,不能作为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惟一依托和绝对保障.这就要求城市总体规划必须具有区域和全球化的视野,从区域,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求城市的合理定位与发展目标,并且将其分解为多层次、多方面、多手段的实施路径.深圳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修编,将深圳放在深港合作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了城市的定位和发展走向,并且对城市的空间结构、跨境基础设施、节点建设作出了一系列规划指引,为促成深港两地乃至整个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功能的融合和布局的协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筑业务视角下珠三角区域的功能联系特征

本项研究以珠三角区域的建筑业务中标公告为数据来源，试图通过建筑业务承接关系来探索城市区域的功能联系特征，实证研究内容包括设计企业的市场格局、跨城业务联系流以及流的地方化三个方面。研究发现，珠三角区域的建筑业务在企业层面已经处于群雄竞逐的格局，但在城市层面却呈现明显的区域极化特征，其中广州-佛山之间的业务联系最为突出。在建筑与城市空间媒介化的时代，需求方对设计方案的购买服务具有强烈的高等级城市指向，同时在空间场所的建构实践中又有着强烈的在地服务需求，广州、深圳既是链接全球新技术、新理念的区域门户城市，又在地理区位和社会网络方面有着更为邻近的地域优势，因而成为珠三角区域建筑业务的主要承接者；所在城市的行政层级因素成为承接建筑业务的潜在因素。     

区域整合：文化的可能角色及其实现——关中城市群规划的启示

区域规划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内部条件,问题、需求差异性都很大的不同空间单元,通过何种手段能够被联合成为一个协调共赢的整体.既有研究和实践最终归结到管治体制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空间的协调利用则是上述两方面手段的结果.文章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共享",理论上应该可以对促进区域整合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进一步,文化如何在区域整合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章作者参与完成的对关中城市群规划进行的相关探索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进行整合的区域内部单元大都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其次,文化对区域内部和外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内在于建立认同,形成整合的基础,对外则是凸显差异,成为区域的象征;两个方向共同作用,把区域作为具有独特文化品质的单一整体单元进行营销,文化成为区域整合的有效手段:第三,文化载体的空间特征使文化成为区域整合的可操作手段;第四,文化由于无界限,长久性等特征,成为整合区域的可持续的关键要素.这一案例部分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区域规划中对文化因素的理解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