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盐商捐输的流向分析

清代广东盐商通过经营盐业积累一定财富后,往往会采取"捐输"的形式来回报社会。纵观其捐输和卤本生息的流向,主要用于军饷、缉私、捕盗经费、育婴堂等地方公益事业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全和资助了地方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封建政府关系

本文从盐赋是封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明清封建政府设立重重机构征收盐课入手,论述了各级盐务官员视扬州盐商为可啖之物，肆意婪索刻剥，贪墨狼藉。扬州盐商为了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与每级盐务官员相互交结。狼狈为奸。他们相互为用．上曦皇上及中央户部，侵吞了大量国家财产。扬州盐商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又打起了“捐输报效”的旗号，以求取得皇上的恩宠和耀眼光环。这种恶性的循环，造成了扬州盐商致命的祸根。     

两个城市的背影——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的比较研究

清末民初,盐商在商人群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两大盐业重镇的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如何运作政策、运作市场,乃至他们在致富后捐输报效的目的,文章作了深人的比较研究,并指出：无论是扬州盐商,还是自贡盐商,他们的发轫和衰败,都与国家的盐业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乾嘉时期江南盐商与清代帝后万寿

清代帝后非常重视其万寿庆典,江南盐商积极参与其中。其参与方式有三:其一,积极进献贡品;其二,踊跃报效银两;其三,积极筹办万寿点景。江南盐商的积极参与受到清帝的赞赏。他们一方面对其进行表彰,另一方面延长还款年限,以减缓江南盐商的经济压力。这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便利,但频繁的报效也为其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江南盐商参与清代帝后万寿活动是地方商人与宫廷关系的一个缩影,这种关系的存在成为经济良性发展的障碍。     

浅析乾隆时期长芦盐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长芦盐商的财势，在清代康、雍年间最为显赫。进入乾隆朝，便向下滑落。乾隆接位六年后，就对长芦盐商进行巧取豪夺，诸如捐输报效，迎幸驻跸，加征盐课，无本取息，转嫁参课等等，都是宰割长芦盐商的刀把子。至乾隆末，原有的长芦盐商纷纷破产，没有破产的也都负债累累。清王朝到了乾隆时期，已经由盛转衰，作为封建经济重要支柱的盐商，也难逃破败的厄运。     

红顶盐商王朗云

盐商,是中国历代商人中最为富有的群体之一。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盐业经济的繁荣,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盐商,发迹起家,富甲一地。“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一《贾客词·引言》)他们拥有巨额的财富以及巨大的能量,形成众多的商业资本集团。特别是清代以后,盐商们通过纳课、报效、捐输等方     

清代中国盐商的社会定位

清代的中国盐商,拥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形成了众多的商业资本集团。在中国社会的构成中,盐商家族聚合成极为活跃的组分,对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大众心态、社会文化,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纳课、报效、捐输,成为清廷财政的支撑者;他们通过出任总商和组织行帮、会所,编织经济运行网络,成为地方经济的操纵者;他们通过大量社会活动和捐资,成为社会事业的倡办者。同时,清代盐商家族的心态、理念和社会行为,亦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盐业运营(或专卖)是经济行为,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找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的原因。盐商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各方都试图从中获利导致乾嘉时期各种陋规逐渐公开化;盐商的报效实际上是最大的陋规。长芦盐商靠提高盐价来确保各方利益,同时也使得私盐泛滥,最终侵害了盐业运营和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银贵钱贱"侵蚀了长芦盐商很大一部分利润。清代的"银贵钱贱"现象并不是随着鸦片贸易出现的,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早在雍正九年已经出现,引入"杰科布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盛世而物价上升,由物价上升而"银贵钱贱"的基本路径。     

忌口种种(二)

正三从治病、食疗的生理忌口与饮食民俗文化忌口,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种忌口,那就是从政者清廉防腐的"忌口",即"政治忌口"。据说,当年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卖画,一盐商愿出重金购买,郑板桥不屑与铜臭为伍,拒金不卖。后来,当这个盐商得知郑板桥嗜好狗肉,边收买专人,送上一钵狗肉换画,竟然得手。后人对此作诗戏虐说:"不爱重金爱狗肉,尤物诱得明人昏。"     

清代长芦盐商承办内务府“永庆号”引地考论

清代中期,内务府在长芦盐区拥有“永庆号” 21处引地,并招募长芦盐商承办这些引地,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利银。从乾隆十五年(1750)到嘉庆初年(1796),近10位长芦盐商先后轮流承办永庆号引地,并觅请了大量的保商,这些盐商的利益与皇家利益由此被捆绑在了一起。承办商尽力维持永庆号的经营,在获取余利的同时为内务府贡献巨额的利润。到乾隆朝后期,永庆号已经成为承办商的沉重负担,山西凤台王氏、浙江鄞县王氏家族都因此而走向破产。这个过程反映了清代皇权对盐商的剥削和控制。     

清代闽粤赣边区盐商贩私研究

闽粤赣边区是一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在行政上隶属于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清代闽粤赣边区的私盐贩卖异常盛行,盐商贩私的方式也很多,如打着官府名义,侵入其他盐区,即所谓借帑行私;子盐名目也是盐商借以用来夹带行私的一种途径;盐商与盐务官员还合伙借融销名目贩运私盐;此外,还往往“暗结枭徒,勾通兴贩”等等。造成盐商频频贩私的原因主要是闽粤赣边区特殊的自然条件、盐商的求利思想以及市场的需求等。     

清代内务府盐商透视——以长芦盐商王惠民家族为例

王惠民家族是康熙至乾隆年间的长芦盐商,因出身于内务府,在引地的获得、盐务的经营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引地、引额数量在长芦盐商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但由于需要应付繁多的支出,正常经营的利润并不能满足其对暴利的期待。由此,他们通过私卖余盐、一银两抵等舞弊行为获取额外收入,这些行为被发现后又不得不承受巨额的罚银,遂因此而衰落以至于被参革。王惠民家族的盛衰过程,显示出内务府盐商与官方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     

晚清的两淮盐商

清代前期,两淮盐税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两淮盐商是国内最大的封建商业垄断资本集团。随着清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两淮盐商资本集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情况,学术界己作过一定的研究。本文拟就晚清两淮盐商的特点及其与清王朝财政经济的关系,略作论述。     

清代盐运使的职掌与俸银、养廉银及盐务管理经费——清代盐业管理研究之四

清代的盐运使为长芦、山东、河东、两淮、两浙、两广、福建等盐区盐运使司的长官,掌管食盐的配引、运销、征课、缉私以及盐商的签任和钱粮的支兑拨解,职责重要。本文在梳理盐运使司衙门的配置和盐运使职掌的基础上,探讨盐运使的俸银、养廉银、盐务管理经费等,并涉及到盐运使数额巨大的各种规礼银或"陋规银"。盐运使的各种规礼银以及名目繁多的盐务经费是导致盐商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淮预提盐引案”略论

乾隆三十三年的两淮预提盐引案,是涉及两淮盐政、盐运使与两淮盐商没有将预提盐引支付的银两上缴国库的事件.史学界普遍认为此案是乾隆中期的特大贪污案件,是两淮盐官与两淮盐商相互勾结贪污的产物,这个案件揭露出清乾隆时期盐务腐败、官商勾结、贿赂成风.但实则不然,争夺地方盐政的控制权,才是这次案件爆发的真止目的.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分析,可以了解乾隆在执政中期对两淮盐务的管理状况.笔者重点从审理过程人手进行分析,进而发现乾隆重点审查的是两淮盐官,对两淮盐商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审查.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乾隆皇帝以及中央政权与盐商之间存在的无法割舍的经济联系以及两淮盐商在两淮地区的重要地位.但此案后,中央并没有完全控制地方盐政,两淮盐务也逐渐衰败.     

长芦盐业与天津的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

本文从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长芦盐业对天津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政治上,长芦盐在对天津的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长芦盐管理机构与中央政府关系特殊,其移到天津后管理者也监管地方行政事务,进一步沟通了天津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清末成为构筑北洋军阀崛起和北洋政府的基础;另外,盐业管理者、盐商等参与修筑城墙、桥梁、街道、花园和寺庙,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上,盐业不仅是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盐业的产销促进了天津城市初期的发展,并从增强天津的吸辐能力和自身的经济实力等角度,说明长芦盐业对天津工商业城市与经济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最后,简单概述了长芦盐业与天津城市性格的关系,认为盐业管理者、盐商与中央政府的这种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城市性格中来自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影响力和控制力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这也许就是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的特征。     

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

盐政与盐商是唐后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盐政,而忽视了盐政和盐商的关系。事实上,在唐后期盐法制约下,国家、盐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可见,只有联系盐商的活动来考查这一时期的盐政变化,才能较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史学界同行。     

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利用

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利用政策，集中反映了清政府与盐商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结合的原则。这种关系实则是一种权与钱的交易，清政府对盐商进行严密的控制并利用其资金与管理经营才智，通过其向广大的食盐生产者和消费者掠取垄断超额利润。盐商则借助清政府给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垄断盐业的产、运、销，直接掠夺广大食盐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与清政府共同瓜分掠夺的超额利润。清政府对盐商封建式的控制与利用，使中国的盐商在封建的母体中便先天不足，形成极其强烈的依附与软弱性。     

盐商迎宾宴

正"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儒家礼仪为经商价值观的徽州盐商,向来待客如宾。尤其在自家盐(库)铺或私宅配备了盐商私厨后,更是喜欢用家乡的食材和私厨烹制出来的各种徽州特色风味菜肴来招待宾客。盐商这种礼待宾客的习俗,历经长久,成了盐商经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逐渐演绎出了盐商的又一种宴席模式:盐商迎宾宴。     

徽商是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由电视专题片《徽商》引起的讨论之二

徽商与晋商一样,是明清时期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其积极意义就在于,对"士农工商"的清规戒律(即传统"本末观")构成冲击,并向社会展示另一条劳动致富的路,即经商。以捐输、扬州园林及徽州科举业绩等为依据,抨击徽商与朝廷"勾结",并依靠"政治优势"牟取私利,则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以一种确有的事实,顶替另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徽商获利具有双重性。"时间差"是徽商兴衰的本质原因。"改引为票"不可能将徽商推上绝路。太平天国战争曾对徽商造成极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