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资源集聚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利用泰尔指数和第三产业相对比重刻画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异质性人力资本、资源集聚及二者交叉耦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地区差异的原因,以期为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研究表明：高级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影响因素,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为15.31%;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分别为46.93%和28.99%;初级、中级人力资本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变量,高级人力资本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力为72.99%）,中级人力资本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力为75.77%）;制造业资源集聚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作用分别为90.73%和80.59%,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集聚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分别为89%和82.68%。因此,在东部区域,应借助高级人力资本积累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吸引集聚,同时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通过二者的循环因果互动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在中西部区域,中高级人力资本和制造业集聚的“双翼驱动”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核心动力,在制造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应侧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引导二者协同发展,重视制造业集聚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和匹配。     

财政压力、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4—2016年全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GM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及不同邻近关系分析财政压力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财政压力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财政压力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提升作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资源型城市财政压力、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对绿色经济效率均有促进作用,非资源型城市财政压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经济效率有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工业结构、空间溢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保持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优化工业产业结构、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工业发展的重点。本文利用江苏省各地区工业行业数据,基于DEA模型测算江苏省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并将工业行业进一步分为5个产业部门,分别在邻接空间权重、地理距离权重和经济距离权重下实证考察工业结构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江苏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各个工业部门对区内和区外的影响具有同向性,即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符号相同。同时分析各控制变量对GTFP的影响,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不同则其影响不同。实证结果表明,江苏省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外溢作用,但是工业产业结构中仍存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这对江苏省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也是江苏省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     

工业结构、空间溢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保持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优化工业产业结构、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工业发展的重点。本文利用江苏省各地区工业行业数据，基于DEA模型测算江苏省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并将工业行业进一步分为5个产业部门，分别在邻接空间权重、地理距离权重和经济距离权重下实证考察工业结构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江苏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各个工业部门对区内和区外的影响具有同向性，即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符号相同。同时分析各控制变量对GTFP的影响，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不同则其影响不同。实证结果表明，江苏省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外溢作用，但是工业产业结构中仍存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这对江苏省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也是江苏省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水资源福利绩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以及标准差椭圆模型研究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不断波动并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绩效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移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构建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扩大正向空间溢出；出台更本土化的政策措施。     

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

为明晰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政府强制型和公众参与型两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环境规制的治污作用,并以技术创新和工业总产值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结果发现：1）中、东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比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更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2）西部地区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且工业总产值的中介作用显著,要防止其成为东部污染产业转入的“避难所”;3）技术创新在两种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但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地区间具有学习效应。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对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2000—2017年东北三省35个城市和地区为研究主体,分别对产业转型中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进行时空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等方法探讨环境规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门槛特征及数量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低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利;随着资源禀赋水平逐渐提高,环境规制的作用趋于不利,资源依赖则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结合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时序阶段性和空间差异性特征以及各因素作用关系,今后应依据东北地区资源路径问题加强环境规制的分类实施,并积极发挥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的引导革新作用。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对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2000—2017年东北三省35个城市和地区为研究主体，分别对产业转型中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进行时空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等方法探讨环境规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门槛特征及数量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低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利；随着资源禀赋水平逐渐提高，环境规制的作用趋于不利，资源依赖则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结合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时序阶段性和空间差异性特征以及各因素作用关系，今后应依据东北地区资源路径问题加强环境规制的分类实施，并积极发挥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的引导革新作用。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提升环境效率是促进我国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探讨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区域,利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及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及产业集聚水平,结合能源消耗结构、城镇化、科技水平等关联因素,分析各因素对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环境效率值在研究期间总体偏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有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环境效率值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结论与其产业集聚水平相契合,东部产业集聚水平最高,西部产业集聚水平最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环境效率与关联变量皆通过了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环境效率对产业集聚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3）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高限效应”已经显现,进一步产业集聚将阻碍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产业集聚有助于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改善,因为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大,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使得企业有更富足的资金投入污染物处理中,同时产业聚集带来扩散效应,使得能源节约效应开始显现;4）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可改善以一次能源消耗为主的局面,从而减少高耗能资源的消耗,提高环境效率;5）科技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科技水平能显著提高其环境效率值,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明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以科技创新驱动环境效率的提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绿色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效应研究

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须在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同时，控制节能减排。文章将“工业三废”放入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体系中，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度我国30个省份2009—2015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此为基础，引入空间杜宾模型重点分析若干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逐年上升之势，整体水平偏低，东、中、西、东北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该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地区间技术交流成效显著；3)政府科技支持、技术转化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该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直接效应，而技术转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该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间接效应。     

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利用EBM-GML指数测算了2008—2018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非线性全面FGLS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呈波动上升态势;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效率变化、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均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FDI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未通过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鉴于此,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来保证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投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相关财政扶持措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从而通过创新驱动实现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     

广州长隆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统计学、经济地理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基于“百度指数”数据共享平台，选择广州长隆作为研究案例，收集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市（港、澳、台除外）的广州长隆网络关注度数据，利用季节集中指数、变差系数、赫芬达尔指数、首位度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5个指标，分析广州长隆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对广州长隆的网络关注度呈增长趋势，且存在季节性差异，2015—2019年的季节集中指数分别为1.991 1、1.138 9、1.954 3、1.324 3和1.842 2；2）各地区对广州长隆的网络关注度省际平均变差系数约为0.8，差异凸显，首位度指数接近3，集聚程度较高，关注度较为集中；3）2015—2019年全国对广州长隆的网络关注度的变差系数分别为0.349 3、0.361 7、0.332 8、0.381 2、0.384 3，地理集中指数在60以上，差异显著，且整体上差异缓慢增加，集聚程度在加强，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首位度指数约为1，赫芬达尔指数接近0，地理集中指数在31～38，区域内空间结构相对均衡，但东部地区，首位度指数接近3，地理集中指数在37～40，区域内集聚程度较高，空间结构较为不均衡；4）广州长隆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是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网络发达程度和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网络发达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93、0.607、0.479，与地理空间距离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