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ML指数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动态分析，最后通过空间滞后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整体效率偏低，有较大进步空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格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共同贡献的结果；产业结构、区域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和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     

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水资源绿色效率动态变化与空间溢出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利用SBM模型（slack based model）计算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并与传统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然后分别利用Moran's I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以期确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机制,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利用与优化配置提供参考。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上游、中游地区下降趋势明显;水资源绿色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邻省的经济水平、环境规制、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有明显抑制作用,而邻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资源禀赋、农业用水比重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议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城镇化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大对环境治理的资金与技术投入。     

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关键在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除了依靠国内自主研发之外,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17个国家地区作为我国的技术外溢国,以绿色专利申请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指标,利用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构造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区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与地理相近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密切相关;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所在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双向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作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O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然而长江经济带也是我国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实现绿色发展。以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引入空间地理因素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对于认识当前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合理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以推动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首先分析和阐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包括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路径,并对产业集聚与水资源利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其次,研究选取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SE-SBM模型测算绿色水资源效率,在邻接空间权重下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将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不断增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与第二产业占比对绿色水资源效率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周围区域的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包括：加快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承接下游地区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准备;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将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重视研发质量,提高研发转化率等。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综合测算，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显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和能源效率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从纵向来看金融发展与能源效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从横向区域对比来看，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也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将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聚焦长江经济带,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在“双碳”背景下推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及长江经济带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参考。论文基于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超效率SBM和区位熵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已形成“带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集聚平均水平随年份波动上升,上中下游产业集聚水平呈递增格局,水平差异较大且有逐渐增加趋势;2)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通过整合内部网络资源和提升外部整体能力,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的发展通过竞争效应和合作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可以提升经济动力和效率,因而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上中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从...     

中国省际煤炭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以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DEA-BCC模型对2006-2015年30个省(区、市)煤炭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算,然后利用ESDA方法对煤炭利用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最后通过SEM模型分析影响煤炭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水平较低,仅有北京、上海、福建、湖南4个省(市)综合效率值达到1,其他26个省(区、市)均有不同程度无效率状态,仍有提升空间;我国30个省(区、市)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近邻效应显著;煤炭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外商投资、对外开发水平、产业结构和交通成本。     

我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近几年我国矿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现状，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BM-DEA模型和GML指数对2012—2020年我国矿业企业11个细分行业的生态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结合Tobit模型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内矿业企业生态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较有效前沿面存在一定差距，不同行业之间差距显著；技术进步是提升生态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外开放程度与矿业企业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环境规制与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最后，从国家、矿业行业以及矿业企业三个视角给出提升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稀土产业政策的最优化和数值模拟

对稀土矿产资源最优开采和征税模式的研究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走出贫困化增长困境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稀土行业的特点,论文基于Hotelling模型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稀土市场的框架,建立了最优开采量和稀土价格的数理模型,说明了稀土净价格变化、环境污染对于最优产量和价格路径的影响。利用现有的市场数据,论文对未来的稀土供应量和价格进行了数值计算,并对各种税制的效率和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在中国资源储量固定的条件下,假设稀土新的市场需求稳步增长,中国稀土的最优产量长期维持在13万t/a,最优现期价格在19万元/t,并随时间稳步上升。目前国内生产配额和最优产量比较接近,但是价格明显低于最优价格。2）不考虑新的市场需求,仅考虑环境治理成本,稀土的最优产量长期维持在22万t/a,环境治理成本逐渐上升至最高100亿元/a之后逐渐下降。稀土生产的污染程度越高,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越弱,最优产量相应降低,资源耗尽的时间相对延长。     

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提升环境效率是促进我国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探讨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区域,利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及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及产业集聚水平,结合能源消耗结构、城镇化、科技水平等关联因素,分析各因素对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环境效率值在研究期间总体偏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有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环境效率值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结论与其产业集聚水平相契合,东部产业集聚水平最高,西部产业集聚水平最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环境效率与关联变量皆通过了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环境效率对产业集聚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3）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高限效应”已经显现,进一步产业集聚将阻碍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产业集聚有助于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改善,因为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大,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使得企业有更富足的资金投入污染物处理中,同时产业聚集带来扩散效应,使得能源节约效应开始显现;4）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可改善以一次能源消耗为主的局面,从而减少高耗能资源的消耗,提高环境效率;5）科技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科技水平能显著提高其环境效率值,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明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以科技创新驱动环境效率的提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在中国着力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重红利”,已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在3种权重矩阵下比较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算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是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0 065%;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表现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达到0 066。2）从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能够直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则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倒逼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3）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东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明显;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驱动作用则呈现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的发展趋势。我国各地区应努力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积极推动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型,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和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以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式的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补贴、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为了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创新体系,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化绿色创新制度环境的相关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积极推动全社会绿色创新发展。在此时代背景下,探究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长效驱动实现机制,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厘清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864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能力-行动”模型,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政府补贴和绿色创新的分析框架之中,从企业ESG表现视角探究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2)政府补贴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激励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绩效;3)企业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能够通过企业ESG表现中的环境责任表现和公司治理绩效表现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未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低ESG表现水平相比,高ESG表现水平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得到增强,因而政府要助力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就必须善用、巧用补贴发放等激励手段,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适当加大补贴的力度和规模,引导、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监督落实企业的补贴使用情况,建立、健全补贴效果评价机制与ESG表现评估体系,根据企业ESG表现水平实行差异化的政府补贴政策,切实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