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情报引导模式

随着信息化的日益普及,网络舆论已成为公众表达民情民意、讨论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突发事件发生后,该事件一旦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场,吸引为数众多的网络受众参与其中。这些网络舆论一旦达到一定的传播强度,就可能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舆论,在整个社会范围中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和讨论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引导问题,作者就是想把情报的概念引入到对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引导上,并建立起相应的情报引导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可以实现对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合理引导。     

解读微博热门话题映射的网络舆论特征

微博网络舆论的传播逐渐成为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传播。介绍了微博平台网络舆论的整体特征,通过图表展现了月度热门话题的网络舆论走向,指出了微博对网络舆论模式的改变,最后对微博所带来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复杂网络演化的舆论动力学模型及仿真分析

针对舆论传播过程中复杂动力学演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传播动力学的舆论动态演化模型。首先,构建舆论及舆论演化模型,通过方程变换求出静态解;其次,引入Fokker-Planck方程对舆论演化渐近行为进行分析,得到稳态解决方案并求解,构建复杂网络与模型的关联并提出仿真研究实验目的;最后,通过对舆论演化模型及引入Fokker-Planck方程的舆论意见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并以真实微博舆论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舆论在复杂网络中传播和演化的实质。实验结果表明舆论网络演化渐近行为与度分布相一致,网络舆论传播中的连接方式会受到节点意见影响,模型能有效描述微博舆论传播网络形成和演化过程的动力学行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信息流空间传播特征的研究

互联网信息的发展形成了虚拟的网络社会。分析信息空间网络在传播过程中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网络结构,可以深化信息流在空间传播中的研究。文中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重力模型,在社会地理学视角下尝试对微博中“山东毒疫苗事件”信息的传播路径进行有向网络的构建,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信息传播具有地域性,中国不同的地域都会形成“中心岛”城市,这些城市主导着周边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舆论方向;2)相同时间段内的舆论信息传播路径数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对称性,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密集;3)在事件发生地区,内部节点主要起到中间点传播舆情的作用,并不能很好地引导舆情的走向。文中的研究结果可以为社会网络发展和舆论引导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SNA参数增量的网络舆论调控时机研究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通过分析对比网络整体及个体的SNA属性参数及其变化对网络舆论的调控时机进行了研究与验证,揭示出网络舆论系统演变的内部特征,以其为依据提出了网络舆论调控时机的判则以及确定SNA属性参数及其增量预警阈值的一般性建议。最后以论坛上的网络话题为例进行了验证。该研究结合SNA理论对网络舆论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对大规模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具有一定的预警作用,可以作为实行网络舆论调控的依据之一,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协调网络舆论自由与监管的几点原则

网络舆论自由和监管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舆论自由的保护必然需要对其合法性的监管;对网络舆论的监管其实是更好的维护网络的自由。     

浅谈网络舆论暴力的心理成因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网络舆论暴力频频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本文对网络舆论暴力的心理成因进行探讨,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措施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全球网络反恐格局中的中国力量

为加强网络反恐舆论引导,讲好中国网络反恐故事,《中国信息安全》杂志开办网络反恐专栏,面向国内外受众传播中国网络反恐理念,宣介中国网络反恐行动和经验。栏目将围绕网络反恐领域热点、焦点议题刊发主题文章,力求凝聚社会共识,力争建言献策,为防范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措施和政策出台,提供智力支持。本栏目得到外交部大力支持。     

计算机文化通识课程建设——网络舆论课程调查分析

通过对"上海大学计算机文化通识课程建设问卷调查——网络舆论"的部分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学生对于网络舆论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以及对网络技术应用伦理的认知程度,为增进网络舆论部分文化通识课程的建设提供依据。     

国内网络舆论生成的主要网络平台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舆论越来越多的对现实社会治理和人们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在众多互联网媒体平台中,哪些平台最初发布的内容最终演变成网络舆论,对此进行研究,对监测和治理网络舆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网络舆论产生主要平台的研究论文入手做了初步分析,选择了45个网络舆论案例集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基于转发效应的自媒体网络舆情扩散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手机网民人数的激增,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为平台的自媒体网络舆情逐渐取代传统媒体舆情,成为舆论场上的主导力量,并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首先界定自媒体网络舆情转发网络的相关概念,论述转发网络的转发效应;然后剖析自媒体网络舆情转发效应的影响因素,构建基于转发效应的自媒体网络舆情扩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舆情扩散模型进行了仿真分析.通过仿真分析发现,转发网络中的超级群组是自媒体网络舆情迅速扩散的中心和节点,使得自媒体网络舆情扩散出现了明显的动态舆情级联特征,进而使其在出现、增长与稳定等阶段具有发散性特征,并以合并、超级群组和集中式拓扑结构等效应形式进行着扩散和传播.     

网络编辑在网络舆情监督中的角色新定位分析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舆情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网络编辑在这种环境下要确认自我角色的定位,不依赖于政府部门,对这个新的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有充分的掌握,才能进行恰当的监管和指引.本文在对网络舆论进行信任度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网络编辑新角色的转换问题,并提出一些恰当的方式.     

互联网舆情监管与应对技术探究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技术性、自由性、互动性、普及性的发展,互联网正成为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意识形态较量的媒介,成为社会公众关注时事政治、评论时事政治的公共平台,成为快速表达民意的渠道。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对网络信息内容实施有效监管,以保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而要实现对海量的网上内容的有效监管,就必须得到网络舆情监管技术的支撑。文章介绍和分析了中国网络舆情发展的现状和网络内容监管技术的发展方向,对网络舆情采集与获取技术、舆情处理技术进行了集中分析。     

基于Moran过程的竞争性舆情信息的网络传播博弈模型

新的媒体环境下,在享受不同形式在线社交网络提供便捷信息互动渠道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信息传播的管理与引导,防止其发展成为负面舆情信息肆意滋生的温床。结合传统演化博弈论与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了竞争性舆情信息的网络传播博弈模型,并理论分析了正面舆情信息传播占优的收益条件及群体规模;随后,结合实际案例,通过仿真实验对比分析三种博弈环境下网络舆情的演化特征。三种博弈环境下,正面舆情信息传播策略占优条件均与收益有关,弱选择情境对收益参数的要求最为严格;强、弱选择情景下策略占优的条件还与群体规模有关,且强选择情景对群体规模的要求更为严格。     

基于Agent的网络舆论传播模型研究

网络舆论传播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舆论传播行为.研究了网络舆论传播中新闻跟帖与BBS传播,分析了网民Agent、新闻网站Agent以及BBSAgent的属性,建立了网民Agent与新闻网站Agent以及BBSAgent的交互规则,研究了网络舆论的可视化表示方法,并与人际传播相结合,建立了基于Agent的网络舆论传播仿真模型,为利用复杂性理论和Agent技术研究网络舆论传播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体内容舆情分析系统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成为反应社会舆情的重要载体之一,如何对互联网数字媒体内容舆情进行分析监控,及时有效地发现危害社会安全的各类有害虚假的舆情信息,已成为促进我国数字媒体内容舆情信息安全和内容监管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体内容舆情分析模型,设计并实现了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体内容舆情分析系统,并就涉及的实用关键技术进行了探讨。     

基于微博的网络舆情分析系统设计

微博作为一种近年出现的新型网络媒体形式,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的强磁场。通过微博自身的特点,分析其对网络舆情的价值,然后设计基于微博的网络舆情分析系统,包括文本预处理、微博文本的向量表示与提取、话题发现以及微博的传播态势和倾向性分析等过程,微博特征提取采用了TF-IDF模型,话题发现采用MBT形式化表述,最后展望该系统的前景。     

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性

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的中央政权一直对西藏拥有有效管辖权.任何企图颠覆这一铁样事实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是对民族、对历史的背叛.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已被纳入社会舆情的重要环节.因此,对当前西藏网络舆情的研究工作,在当今这一特殊的状态下显得尤为重要.     

“Damned if you do,damned if you don’t”: Media frames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n handling a wildfire

Previous research on media framing of wildfire has chiefly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nature of wildfir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with framing effects on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Empirical studies on media content, hence what is mediated to crisis managers and the public concerning authorities’ and the public's response, seem to be largely missing. This is remarkable, given that the media represent main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at may influence crisis management and shape public opinion. Th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key media frames relating to portrayals of public and authority responses during and after a wildfire crisis. The study is based on media articles from two time periods: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e and 1 year later. We used a thematic method of analysis (TA), thus an inductive, “bottom‐up” approach. A core frame, Responsibility/accountability is identified, underpinned by two sub‐themes. One sub‐theme relates to the causes of the fire and its escalation, revealing a number of different interrelated blame frames. The second sub‐theme refers to management of the crisis, reflecting both authorities’ and citizens’ response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former are implicitly suggested to have forced citizens to act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inadequacy. Th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n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es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groups of individuals responding to a crisis, pointing to a more complex view of framing effects. In addition, results show how media tend to assess crisis management based on idealistic criteria, inevitably making the evaluation negative. This contribut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edia blame frames, thus “blame games,” may unfol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