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水权定价机制经验借鉴——基于墨累-达令流域水权交易数据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水权交易体系逐渐成熟,但水权交易中的核心问题即水权交易定价机制尚未形成合理标准。为了给我国水权交易价格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探索合理的水权交易价格,研究水权交易市场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借鉴澳大利亚水市场发展经验,选取2008年7月到2019年7月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的地表水水权交易价格数据进行研究。在构建两区制、三阶滞后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墨累-达令流域的水权交易价格在不同区制下的波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水权交易价格存在高波动和低波动状态,两种状态持续时间大致相同,且价格波动行为具有惯性,波动状态的变化不仅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更和澳大利亚政府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通过MS-VAR模型计算水权交易价格的预测值为交易双方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政府应健全水权交易价格监督预警机制,保障水权交易价格的合理性。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以南水北调东线扬州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资金的分配是生态补偿的难题。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利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扬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确立受水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上限,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水源地各区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并建立补偿资金分配机制。研究表明：1）2010-2018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53.58亿元降低到467.99亿元,其中水体和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显著,占比90.38%;2）受水区应给予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0.91亿元,而支付标准上限为13.59亿元,二级服务水文调节价值占比80.02%,是补偿的核心;3）补偿顺序和补偿资金分配情况依次为高邮市（10.13亿元）、宝应区（5.08亿元）、邗江区（2.81亿元）、江都区（1.79亿元）、仪征市（0.93亿元）和广陵区（0.17亿元）。最后从明确补偿对象、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多元化补偿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的网络特征及其风险化解——基于2-模网络与“中间人”角色视角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愈发强烈,寻求有效手段化解绿色冲突是重大工程投资项目成功建设运营的重要支撑。论文从冲突主体和行为因素之间的影响力出发,强调绿色冲突中冲突主体与冲突行为的联动作用,构建“利益相关者-环境风险因素”2-模网络,选取2000-2018年中国发生的53起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案例,以“中间人”角色为抓手分析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的特征及关键环节,从而化解绿色冲突带来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冲突网络密度为0.457 1,内部黏性较强;当地政府办公室、环境保护部门、当地民众、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不仅在绿色冲突网络中中心性最高,有最强影响力,而且向群体内外交流的角色作用也最强,有最为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强烈的信息交流意愿。因此必须建立环境风险预警系统,把解决关键环境问题与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同时放于化解绿色冲突的首位。     

基于居民幸福感的水资源配置优化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水资源配置不仅要满足居民对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用水的需求,同时也要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论文从水量、宏观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配置文献进行梳理,基于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将水资源划分为生活、生态、农业和工业用水,并从水幸福的视角,建立水资源配置的效用函数,以居民幸福感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从供给、需求以及水质进行约束,建立水资源配置效用模型,最后以洛阳市水资源配置状况为例,在保持水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现有水资源配置状况不能使居民效用最大化,当生活、农业、工业及生态用水分别调整为2.62亿m3、5.91亿m3、4.42亿m3和3.96亿m3时,居民用水效用可从2.97提升至3.96,表明模型在优化水资源配置状况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论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得全国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参与型4类，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进而得出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对当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在门槛检验方面，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本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要考虑到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不同能源消费水平地区采用适宜的规制方法和强度，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     

澜湄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的评价与选择研究

推进澜湄合作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以“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为主题的澜湄合作机制也为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推进方向。环境问题是澜湄流域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面向澜湄合作中的环境利益问题，文章结合共同体的理念，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理论，总结出合作伙伴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合作联盟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与一体化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的三种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通过建立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澜湄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进行评价，选择适合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结果表明，在当前的澜湄现状下，以“澜湄六国通过开发流域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而同时受到其他主体监督以保证不破坏澜沧江-湄公河的生态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合作联盟环境利益共同体模式更适合澜湄流域各国，这一模式可以有效解决流域各国经济与环境“两难重”的困境。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依托于生态效率的改善，基于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07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并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与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探讨生态效率时空演化格局的内在规律， 实证分析生态效率驱动因素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2005—2016年经济带生态效率总体呈平稳态势，上、中、下游呈现“阶梯型”分布，下游依次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部分地区生态效率呈“两级型”分化趋势；城市间生态效率发展存在空间联动效应，与生态效率高的城市为邻，其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城市状态向高水平跃迁，而与生态效率低的城市为邻，其负向作用拉动城市状态向低水平发展；人口规模与产业升级对经济带不同流域具有异质性作用，其提升下游生态效率而抑制中游和上游生态效率，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关联，意味着产业升级在短期内并不能使生态效率状态改善，而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率向高水平状态演变。     

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其投资规模和投资形式对生态效率产生着重大影响。本文构建生态效率测度指标和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定了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生态效率水平，再利用Tobit模型量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总量及各投资形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得出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一般，3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类型中的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对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最大且显著。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动态良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和水环境污染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强的“U”形变化特征，说明工业集聚水平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水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工业集聚水平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特征；工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双门槛作用；随着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减排作用表现出先强后弱的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为了帮助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交易中更好地应对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所引起的跨国并购风险，平衡好经济利益诉求与社会责任的履行，论文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109起成功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同时考虑了企业所有制、行业一致性和跨国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并购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国有属性与跨国并购经验的负向调节；3）当并购双方属于同一行业时，行业一致性会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建议企业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并引入国际通行标准，也可借助国际公关公司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