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徽商发展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观察徽商的兴起与衰弱,运用了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理论工具解释徽商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现象。正式制度是徽商崛起的外部原因,以明清时期"盐政制度"为典型代表,而非正式制度是徽商崛起的内部原因,以宗族精神、朱子理学、和诚信精神为典型代表。徽商走向衰弱主要是因外部盐政制度变迁以及内部宗族制而引起的。研究结论认为,不同时期的不同制度安排既是徽商崛起的原因也是徽商走向衰弱的原因。     

徽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徽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体系,徽州宗族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新安理学是其思想基础,徽商是其经济基础。本文阐述了徽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和思想,提出徽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徽派古民居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成熟的建筑流派,地域文化特征极为鲜明,尤其是作为徽州人生存文化最直观载体的古民居建筑,是古代徽州社会历史文化的见证。徽派古民居的选址布局深受徽州风水理论影响,尤其注重水口营造。徽派古民居的内部结构格局生动体现了徽州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形态。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的独特文化品格,成就了古民居内部装饰与陈设的独特艺术魅力。     

论徽商对徽菜的作用

徽商的推波助澜作用而将徽菜带到全国各地,使徽菜成为八大菜系之一.其次,徽州丰富的物产资源为徽菜的形成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徽州饮食行业的鼎盛,比徽商经营的其它行业如:盐、典当、茶叶、木材等,要晚好几百年.直至清末年间,徽菜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成功使徽菜达到了繁荣时期.     

徽州传统村落精神的构建与维系

明清时期徽州村落文化繁荣,村民族众在社会发展和文脉传承中逐步构建了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而形成村落精神。传统村落精神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宗族性与血缘性,在徽州古村落文化中表现尤为凸显。聚族而居与族规家法作为徽州传统村落精神的内在结构,辅以文化活动与村落文化等外在形式,维系徽州村落极为内聚的精神内核与健康活力的文化生态。     

清代徽州宗族共有义冢问题论略——以绩溪城西周氏为例

清代徽州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供给的不足必然影响包括丧葬用地在内的刚性需求,而当时社会存在的土地资源相对集中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同时,受长期存在的风水观念等因素影响,清代徽人在先人墓址选取上格外用心。在这多重因素影响下,清代徽人延续了之前设置义冢的传统,并发展了宗族合力设置形式,这种形式的义冢属于家族公产的一部分,是清代徽州宗族族内救济的表现形式之一。     

徽商子弟汪由敦为官思想及践行

明清时期,徽商群体在中国商业舞台上迅猛崛起,凭借雄厚经济实力,他们结交权贵,附庸风雅,不惜资本培养子弟,希望他们可以科举入仕为官,跻身统治阶层提高社会地位。一批徽商子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深受徽州本土文化熏陶,仕宦特色鲜明。清朝军机大臣汪由敦是徽商子弟为官群体的代表人物。通过对他为官生涯的个案分析研究,探究徽商子弟为官特色,一定程度上加深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认识。     

宗族观念与农村民主选举制度

公正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民主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而农村社会长期以来的宗族观念与农村社会民主选举制度有着严重冲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在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加强民主法制宣传的同时,充分挖掘农村传统宗族观念的优势,正确引导宗族观念良性发展,促进农村民主选举制度有效实施,切实保障选民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     

明清时期特殊的金融机构——徽典

明清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资本流通不断扩大,徽州典业因时而生。徽典以休宁称能,以其自有的特点加上独特的经营技巧不断壮大,成为中国最早的金融机构,形成遍布于全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徽商的壮大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徽州典业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出色的经营手段,成为当时典当行业中的翘楚。今天的典当行业可以从徽典的运作中获得知识,为徽商的发展提供经验,也可以为我国的金融行业提供借鉴,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     

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安徽城市书写

明代通俗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涉及安徽的多个地区和城市。《三国演义》中涉及的安徽城市数量最多,但主要作为故事发生地背景,而城市形象模糊。《型世言》有对寿州的细致描写,还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城乡区别意识。《西湖而二集》《二刻拍案惊奇》《续欢喜冤家》等多处写到徽商外出到全国各地经商,并有不少作品直接描写了芜湖繁荣的商业面貌。一些小说通过描写徽商形象,反映了徽州市民重商的价值观念,并揭示了徽商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商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