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民主问题

民主与程序、观念、作风有关。与社会民主比较。学校民主更得到强调,因为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问并不能由校长做主。学校聚集的是文化人,也更推崇民主,从而使行政权力处于从属地位。民主在学校中具有未来意义、教育意义。教育的使命之一是使未来的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学校具有让学生学会民主的使命,以便在他们走向社会后,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独立人格。     

论我国公立高校治理中的制度性障碍

我国公立高校治理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在于，权力高度集中在校长和书记手中，教师利益代表制度的泛行政化，学生利益代表制度的缺失。制度性障碍背后反映出的是价值的失落，公共利益和学术利益，有效性和效率，民主参与和精英统治是治理结构安排面临的价值性难题。今后，我国公立高校治理需要结构和要素的变革。     

大学校长身后的权力关系分析——从Rector、Chancellor、President看大学校长

从大学发展史来看,＂Rector、Chancellor、President＂这三个词都可译为＂大学校长＂,但这三个概念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关系格局。与这三个概念所蕴涵的大学校长身后权力关系格局相比较,中国的大学校长身处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格局,很难对应于前述三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大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理顺制约大学校长的权力关系格局,而不是一相情愿地发现并任命优秀校长。     

影响教育转型的外部因素

转型是当代教育改革的大趋势。由于教育系统本身的非自足性,教育转型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些诸多外部因素当中,新媒介的出现为教育转型提供了技术的可能,制度和观念的变迁为教育转型指明了方向,权力的转移和利益的分化为教育转型提供了动力。实践中,观念、制度、媒介、利益和权力诸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影响教育转型的外因,并为教育系统积极主动转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论教师的教育境界

教育境界是教育主体觉解而形成的一种意义世界,是教育主体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意义世界。教师的从教动机、教学技能、对专业角色层次的自我定位是审视教师教育境界的三个视角。＂行＂和＂悟＂是教师教育境界提升的两条路径。提高对自我期望的定位、注重知识的积累、加强能力的锻炼以及学会在教育教学中反思是教师教育境界提升的方法。     

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主要表现为大学在组织目标设定、权力结构安排、资源利益分配、组织整合机制等方面趋同于行政机构。从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大学在来自环境的合法性压力下趋同于行政化的制度环境的一种＂制度性同形＂,它反映了特定的制度规则、文化框架与利益博弈对大学的共同制约。政治与行政层面的规制性要素、扭曲了的规范形态和文化—认知性规则以及行政主导的资源与利益配置,分别构成了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制度归因、深层文化根源与关键利益触媒。     

高校教师作用边缘化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中心价值体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中心圈,中心价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的态度。当前高校内部管理中出现的教师作用边缘化倾向实质上是大学组织的中心价值观出现了错位。高校的中心价值从对学术权力的尊崇变成了对行政权力的尊崇,现有的制度设计又强化了高校错位的中心价值观,为了获取资源和其他利益,迫使教师群体通过交易让渡学术权力。目前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通过重塑中心价值观,改变制度设计以消除教师作用边缘化倾向。     

保送生政策变迁的多源流分析

多源流理论是一种新颖的政策过程分析框架,它不但可以揭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政策决策发挥的影响,还可以揭示偶然的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开启政策之窗的可能性。通过对保送生政策的变迁过程进行多源流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保送生政策本身存在弹性过大的＂政策漏洞＂,在＂权力黑洞＂的侵蚀下形成政策变迁的问题源流;学术界对保送生政策公平性的质疑以及建议是政策变迁的政策源流;我党追求社会公平与和谐的执政理念形成了保送生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在＂隆回事件＂和＂泰安事件＂的＂催化＂作用下三个源流汇聚在一起,最后使保送生政策大幅度调整。     

“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论抗战胜利前后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非常活跃。陶行知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民主教育的文章,对民主教育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希望通过民主教育＂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提出＂民主是中国的精神维他命＂、＂教师是民主的酵母＂、＂在民主生活中学习＂,以及＂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等主张,发表了自己对于民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独特见解。他把教育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主张从小学生和小学教师做起,开展民主教育的普及运动,以提高社会民众的民主素养。陶行知的民主教育主张是其生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既有助于考察现代中国的民主教育进程,更有助于考察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类主体——从价值链视角的认识

教育是一种价值创造过程。通过价值链系统化的视角分析教育活动的价值基础,可以发现教育主体的真实归属。教育以教学为基本活动途径,单纯地从＂教＂或＂学＂的价值链出发,得到的只能是＂教师主体论＂或＂学生主体论＂的片面主体论点,无法全面认识教育活动。要找到教育主体的真正归属,只有构建完整的教育价值链,认识到教育是教与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和共同的价值实践过程（理念教育）,进而认识到教育主体是由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人的＂类＂主体。     

教育行政伦理范式转型与师生关系重构

教育行政伦理有自身价值诉求,以公益性、宽容性、公平性为本质内涵构成,其效度的实现与教育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从属成直接关联。近代以来,教育行政伦理范式相继经历了“前现代性”、自治性、公益性、“后现代性”的转变,师生关系亦相应地呈现不同形态,主导权在学生和老师间徘徊。在个体权利被日益重视的当下,基于教育行政伦理发展的趋势,师生关系的建构成为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将两者看成平等的主体,构建“主一主”型和“友一友”型的师生关系不啻为有益的探索。     

师生关系的三重境界

当教育是事实世界时,教育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其自身。在事实世界中,教师与学生被迫打交道,教学过程是一个预设和构架的过程,师生关系表征为我——他关系,教师把教书看作一个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而当教育是生活世界时,教育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行为,旨在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在生活世界中,教师是体验者,学生是能学者,师生关系表征为我——你关系。于是,教书育人职业是教师能去干的职业。当教育是其自身时,教育能撞击生活的边界,让生活本身不断生成意义。在教育世界中,教师和学生都是聆听者：去聆听教育的真谛,然后按照教育的真谛去实践教育。在此,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我——我关系,教师把教书育人这个职业看作是乐在其中的职业。当下,师生关系正从我——他关系走向我——你关系,但我——我师生关系不需要建构,因为它与教育同在。     

教育服务的经济学阐释

教育服务是一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学校是生产教育服务的“企业”,教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消费构成教育服务产业。教育服务的提供、生产和消费,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学校经济增值,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教育服务贸易。将教育服务置于经济学视野,对于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学校发展、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

在计划经济下,中国高等教育是国有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单一的投资体制。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包括：变国有化的办学体制为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变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变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为以条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改革校内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等。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实践

迄今8位获诺贝尔奖华人学者中,有3位出自梅贻琦执掌时期的清华大学,这是与梅贻琦持之以恒的通识教育实践和无私奉献的教育家精神密不可分的。他主张“明明德”、“新民”,养成整体之人格;坚持“知类通达”,“通重于专”,注重通才教育;倡导各学科融会贯通,养成广博学识;提出“大师”论与“从游”论,强调教师的特殊作用。这些独具特色的通识教育理念,贯穿其治校方略、师资建设、学科发展、课程设置、校园文化诸环节,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为当今大学教育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作为两岸清华大学共同的精神财富,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及其办学经验值得倍加珍惜。     

生活体验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视阈

“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它试图通过对人类生活体验研究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活动和各种现象。“生活体验研究”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和价值取向，对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     

量规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与设计原则

量规作为蕴含“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教学评价工具,不仅是作业任务的评分标准,也是探索知识的指南针;不仅是师生交流的桥梁,也是教学艺术的科学性保障,是突出教师职业性培养特色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在教师教育人才培养中广泛使用.为了设计科学有效的量规,其评价元素应具有约定性、差异性和不可再分性;评价标准应体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评价权重分配合理、等级明显以及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此外,美国CU大学教育硕士培养范例为量规在教师教育人才培养中的设计和运用提供了实践指导.     

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反思：趋势、问题与出路

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是世界各国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走向,也是我国师范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趋势。综合性大学在教师培养过程中,因管理体制混乱,冲淡了教师教育的职能;因注重学术性而忽视了教师的教育性;在课程设置上,照搬师范院校的做法,缺乏创新性;因缺乏系统规划,教学实践环节薄弱;办学重心上移,无法满足基础教育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完善课程体系、实现学术性与师范性的和谐统一、加强教育实习以增强教学实践实效、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教师教育是解决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专业面临困境的有效策略。     

短暂的体制与长存的精神——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苏联模式＂的历史解读与反思

“苏联模式”是在“全面输入”苏联教育理论、经验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建立起的“立体”师范教育模式。虽仅存在十余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却从体制和精神两个维度塑造了新中国师范教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师范教育发展走向。从发展角度看,师范教育思维的“苏联模式”已成为当下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障碍。解读“苏联模式”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分析其建设历程．汲取其宝贵经验．为推动教师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挖掘该模式得以产生影响的深刻原因,为消除“苏联模式”影响,推动教师教育开放进程提供参考。     

大学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及其养成路径

大学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的生成源于对教学文化、本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觉。文化觉醒的＂知、能、情＂三位一体素养结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态度、知识、技能、意识＂四个维度和理解力的＂洞察、直觉、思维、解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大学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从文化觉醒走向跨文化理解是实现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必由之路,对于外语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水平提升均有重要意义。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实现涵盖＂跨文化意识—跨文化知识—跨文化体验—跨文化顿悟＂四个螺旋上升的方面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