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水资源福利绩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以及标准差椭圆模型研究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不断波动并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绩效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移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构建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扩大正向空间溢出；出台更本土化的政策措施。     

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多尺度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传导区,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着力点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探究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长江中游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以长江中游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从长江中游整体、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外部以及市域多个尺度,定量测度2005年、2010年、2015年、2017年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GeoDa软件对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全局和局部自相关检验。研究表明：1）长江中游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耦合度始终保持在拮抗阶段,协调度从初级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2017年长江中游整体协调度为0.53;2）长江中游4个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波动较大,2017年,除长株潭城市群协调度达到0.6,进入中度协调之外,其余城市群仍为初级协调,各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外部协调度为0.57～0.62,差异较小;3）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具有空间差异,中心城市有先发展优势;4）国家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地方发展是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5）协调度空间差异主要集中在安徽和湖北,高高集聚区主要在江淮城市圈东部,低低集聚区逐渐减少至零。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断上升,但其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实现长江中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效益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研究期间区域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经济效率与水资源贡献率有所提升,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2）城镇化和水资源效益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水资源压力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压特征,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与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刚好相反;4）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门槛”现象,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城镇化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仅部分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     

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效益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研究期间区域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经济效率与水资源贡献率有所提升，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2）城镇化和水资源效益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水资源压力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压特征,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与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刚好相反；4）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门槛”现象，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城镇化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仅部分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     

山东省城镇化质量与速度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随着山东省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问题日益凸显,为确定山东省城镇化质量与速度在发展上的空间协调状况,区别于以往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水平的静态耦合协调研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质量与速度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结论表明,2000-2015年山东省城镇化质量与速度的在发展上的空间协调状况差异较大：济南、东营等城镇化质量与水平高的地区其城镇化质量和速度发展放缓,城镇化质量增幅与速度的耦合协调度低,滨州、菏泽等经济城镇化质量与水平较低的地区城镇化质量和速度发展加快,城镇化质量增幅与速度的耦合协调度反而较高。     

我国城镇化与地质灾害耦合协调度分析

利用TOPSIS方法以及耦合协调度公式,对我国31个省份的城镇化与地质灾害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以评价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趋势。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份的城镇化与地质灾害的协调发展状态逐渐改善,大部分省份都改变了城镇化与地质灾害系统失调的状态,实现了两者的协调发展。通过绘制不同年份各省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布图发现,城镇化与地质灾害的耦合协调关系还呈现出一定的空间特征,即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且耦合协调度的上升逐渐由西部向中东部扩展。地灾防治理念的转变、长效投入机制的构建以及重点区域重点规划等是关系转变的主要原因。     

水资源绿色效率动态变化与空间溢出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利用SBM模型（slack based model）计算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并与传统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然后分别利用Moran's I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以期确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机制,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利用与优化配置提供参考。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上游、中游地区下降趋势明显;水资源绿色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邻省的经济水平、环境规制、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有明显抑制作用,而邻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资源禀赋、农业用水比重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议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城镇化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大对环境治理的资金与技术投入。     

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研究

矿业绿色发展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采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矿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指数法,测算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矿业绿色发展分布及其内外驱动因子,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驱动机制框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分布呈现由西至东逐渐增高的趋势,矿业绿色发展状态指数最高,响应指数最低;东部地区矿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驱动因子是生态环境压力、环境保护水平和政策响应,中部地区是矿业发展压力和生态环境压力,西部地区则受到多重内在驱动因子的制约;经济发展、城镇化、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市场化是提升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建议针对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性,从降低矿业绿色发展压力、提高矿业绿色发展状态和响应水平方面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进程及其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及其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是影响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全国126个地级市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人口比重法、综合评价法和耦合模型研究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及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迅速,1978年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始终保持领先水平,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增长幅度最大,地区间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1980～2015年间,87.3%的地级市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呈下降趋势,12.7%呈上升趋势。资源型城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时序上表现为二者相互作用增强;空间上,东北地区二者相互作用关系无明显变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二者相互作用关系明显增强,资源型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减弱。     

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区域差异分析

以淮河生态经济带的2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其2010-2015年的土地及社会经济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和协调度模型等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进行测度,并对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以期为指导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研究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均呈整体上升、局部波动的变化趋势,波动主要是部分地区大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造成的;土地城镇化质量表现出生态质量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淮河生态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协调度等级由勉强协调逐步向高度协调过渡,上升速度先快后慢;协调度的省际差异与发展水平的差异基本相似,且差距随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缩小;地市间差异较明显,规划确定的核心城市协调发展状态不佳,不利于城市职能和辐射作用的发挥。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

基于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呈较缓慢的下降趋势，其中水资源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贡献最大。从区域差异看，上游成渝经济区水资源承载力最大，中游城市群次之，下游长三角最小；从省市差异看，水资源承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江西、贵州、上海、湖南、云南、江苏、四川、浙江、重庆、湖北和安徽；从空间分布看，水资源承载力较高的省（市）主要有贵州省、江西省、湖南省和上海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发现产水模数、城市日均生活用水量、GDP增长率以及废水治理投资占比在各系统中对水资源承载力影响程度最大。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原因可归结于人口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科技金融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科技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构建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时序全局因子法进行测算。以长江经济带2007—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为协变量,运用单因素协方差法,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上中游”区域差异;2）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省市发展差异,但消除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后,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缩小。科技金融是形成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应重视科技产业与金融机构的结合,适当平衡科技金融资源,缩小省市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     

科技金融视角下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科技金融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构建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时序全局因子法进行测算。以长江经济带2007—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为协变量，运用单因素协方差法，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上中游”区域差异；2）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省市发展差异，但消除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后，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缩小。科技金融是形成长江经济带9省2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应重视科技产业与金融机构的结合，适当平衡科技金融资源，缩小省市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     

基于水足迹与SBM-Malmquist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一直处于被过度开发利用的状态。文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水资源效率的内涵,引入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内涵进行补充,其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时空特征,以此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方法。文章在蓝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劳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蓝水足迹（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了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区域的蓝水足迹具有波动性,灰水足迹呈下降趋势。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发现环境因素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因素在各个省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技术进步。因此建议长江经济带的不同省份可以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发挥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通过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结合等方式来提高规模效率、加强区域合作,通过投入产出要素的优化提高效益、减少水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