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城市规划是科学、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多元组合,但自1990年以来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才得到关注,并伴随物权法的制定、城市转型、规划执行阻滞、城乡规划统筹等方面的变化而趋于增强.不过城市规划并不是完全转为公共政策,而是要增强其公共政策属性,应当从给予规划编制较充足的时间,增强规划编制人员专业的多样性,设定程序并确保程序公正,建立并逐步完善社区规划师制度等四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关于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研究

城市规划是一个多元化的组合,由法律、科学、公共政策等组成。本文从概念、特征和价值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城市规划就是一种公共政策,它有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还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城市规划并不等效于单纯的公共政策,而是提高城市规划中公共政策的属性,可以通过提高在专业性上面编制人员的多样性、程序的公平公正、健全规划制度等来开展。     

透过新的规划编制办法，看我国城市规划发展

200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地位,同时增强了总体规划编制的严肃性,扩充了规划内容.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不断完善,反映出近期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三大态势:规划从技术手段走向公共政策;注重公众参与,规划成为一项公共事业;紧密结合国情,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更具中国特色.     

政策性

城市规划是一项社会公共政策,如今是一句时髦话。官员讲,学者讲,一时间似乎成了大家的共识。我们今天强调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有着各种各样的出发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缘于我们以往一直没有把它作为公共政策看待。其实,早在15年前,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就得到了法律的认定。《城市规划法》明确指出了编制城市规划是城市人民政府的责任,而不只是规划局或规划院的任务,做规划是政府行为,不只是技术行为。审批城市规划分别是中央、省和市人民政府的份内事,而不只是专家组或评委会的事情。城市规划包括社会经济、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演进与拓新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共经历了四次修订.虽然历次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整体规划框架仍基本保持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层级,但自2006年4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编制办法已在规划主体多元化、系统性、由技术文件转向公共政策和淡化城市设计等方面发生了改变.尽管如此,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在区域与城乡统筹、公共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改进.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与创新的“东莞探索”

分析了城市总体规划的作用及其公共政策属性强化的趋势,认为当前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方面,制约其公共政策属性发挥的关键问题在于空间认识论的物质化、工作方式的蓝图化以及成果表达的过于技术化。结合《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这一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与创新试点的规划编制,介绍了在空间结构、规划管控方式以及成果表达等技术工作方面的探索。     

试论我国城市化中城市规划的若干走向——从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角度的探讨

针对在城市规划进程中,对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属性认识、界定模糊的现象进行讨论,分别论述了城市规划的社会内涵、现代城市规划行政的特点和地方公共政策体系在西方规划历史上的变化。结合中国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对我国城市规划进行了一些反思,对部分观点进行了辩证探讨,并引申讨论了城市规划变革的若干转向。     

浅谈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研究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工作,文章阐述了我国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化的重要意义、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的内涵,以及城市规划的自身特性,指出了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实施途径。     

中国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展望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或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的论断已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或城市政府的认可。本文从公共政策学的视角,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内涵、构成体系、运行机制,社会学议题及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对中国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对其政策措施进行系统总结。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应澄清的若干问题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成为研究的热点,但规划的历史"欠账"、城乡联系的割裂、规划修编的程序公正缺失等问题使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步履维艰;一些涉及城市规划理念、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基于此,笔者认为规划师应善于规划过程的控制与引导,规划权威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谋求利益平衡的规则或程序应当成为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核心.     

北京城市设计导则运作机制健全思路与对策

我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需要及时应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等领域不断产生的新需求,城市空间形态也因此经历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快速发展模式在满足各种城市需求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城市建设的关注也逐渐集中到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方面,因此.将城市设计纳入规划管理,并通过城市设计的控制与引导提高城市整体品质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一大诉求.研究从城市设计编制与管理的角度出发,结合《北京中心城地区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标准与管理办法研究》,从规范编制、纳入管理和推广实施三个方面对如何健全北京城市设计导则的运作机制进行探讨,以期为规划师们提供有益参考.     

经济发达地区村镇规划管理思考——以《佛山市村镇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为例

为加强村镇规划管理,促进宜居城乡建设,佛山市针对村镇规划管理法理依据相对滞后、针对性不强、基层规划管理技术力量薄弱、审批权限不清等问题,启动了《佛山市村镇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编制工作。该规定针对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明晰村镇规划编制体系;注重城乡统筹和差异发展,规范村和镇的规划编制内容;加强公众参与和基层审核,提高村镇规划实施管理效率;突出技术要点,查阅方便,完善全市统一的村镇规划技术标准,为佛山市村镇规划建设及审批管理提供了依据,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领先性。     

城乡规划法背景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实践思考——以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

《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对确立科学的规划体系和严格的规划实施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对规划编制单位以后该如何编制规划提出了新的疑问。该文尝试在编制《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区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对《城乡规划法》实施的背景下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如何编制,如何落实《城乡规划法》精神等问题上作出一定的探讨,以期能对今后规划编制工作能有所启发。     

寻求“刚性”与“弹性”的结合——对城市增长边界的思考

城市增长边界是城市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与城市行政区划之间具有耦合关系,对用地规划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应积极构建具有较强操作意义的、能够同时体现城市远景规模和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的城市增长边界,通过切实有效的控制技术和管理政策,保护城市重要的自然资源与开敞空间,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论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对城市规划的支撑作用——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分析

城市用地分类表面上是针对土地属性和特征来进行用地划分,实则是基于反映人们目标与意图的土地分类方法。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发挥着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等作用。原《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施行下所存在的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脱节、城市规模控制乏力、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控制要求缺乏所带来的公众利益难以保障等问题,都影响到了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适应当前市场经济条件的发展,针对城市发展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在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起着技术支撑作用。     

重庆市主城区独立建设用地规划探讨——基于城乡统筹视角

按照国家批准重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要求和国务院对重庆城乡总体规划的要求,以新国标《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单独设立"其他建设用地(H9)"用地类别为契机,针对重庆市主城区具有在非城镇建设的广大乡村地区开展必要的特定重要建设活动的现实需求,结合主城区山地多的特殊情况,权衡城市发展需求及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等实际,提出在其他建设用地中类下设立"独立建设用地"小类的设想,并对独立建设用地的内涵、特征、规划控制方法、规划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思考与探索,以期为下阶段主城区独立建设用地专项规划编制及其实施管理提供参考。     

对上海市城市规划新政的思考

2003年,上海实施城市规划新政。对新政的解读可从政治理念、政策法规和实施操作3个层面的转变中进行。基于新修订的《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上海城市规划工作仍需完善实施城乡协调发展决策意志的政策法规制定,完善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的政策法规制定,完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丰富规划实施操作途径,完善城市规划实施操作的协调机制。     

Innovation in Urban Policy: The Experience of Italian Urban Time Policies

ABSTRACT Urban time policies are public policies that intervene in the time schedules and time organization that regulate human relationships at the urban level. Urban time policies were launched in Italy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Within a span of 10 to 15 years, 170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ime-oriented projects or timetable plans, or in studies of urban social time. There has also been a diffusion into several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specially in Germany and France. Now the diffusion is starting in Spain,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ime policies in Italy is reviewed up to the new national law of 2000.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urban and social time emerged as a new theme of public policy, and the way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public actions. In Italy, 15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a new national law brought urban planners, sociologists and policy makers to think over the role of these city actions and over 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in these policies.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underlines the innovative aspects of Italian urban time policies (urban and social time became a new way to examine urban transformations and a new stake for urban policies; it offere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lanning management; experimentation has been the driver of innovation) and how urban time policies can be considered an enrichment of traditional town planning (they offered a wider problem solving articulation acting also on timetables; they provided a new concept, chronotopes, to study and design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finally, they encouraged soci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building in urban action and planning).     

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研读——兼论其在实际规划中的应用及发展展望

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从强调城乡统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大背景出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城乡用地分类体系,对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体系做出了调整,对于体现不同空间层面下的规划政策重点、保障生态环境资源和公共利益具有现实意义。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应用实践来看,新版国标颁布实施后仍需开展后续的规划研究工作,如允许地方在框架内扩展用地分类体系,研究用地混合、兼容的规划控制方法,纳入体现政策内涵的补充用地控制方法等。改进现行的规划编制方法,推动规划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是新版国标实施之后我国城市规划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