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对于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耦合协调度应用到钢铁行业,首先构建资源—环境—经济(REE)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加权TOPSIS法计算中国钢铁行业2000-2018年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的评价值,然后采用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对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钢铁行业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值呈现平稳—上升—平稳的发展趋势,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到良好协调的过渡,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     

四川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灾害的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为研究四川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灾害的耦合协调关系,构建了四川省矿产资源开发和地质灾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对两种进行系统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质环境压力指数,对2006～2015年间四川省矿产资源开发和地质灾害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矿产资源开发和地质灾害综合发展指数在波动中变化,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现逐渐趋于稳定,地质灾害综合发展指数现处于较高水平。四川省矿产资源开发系统与地质灾害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向着良好态势发展,目前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地质环境压力小。     

我国钢铁行业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对于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应用到钢铁行业,首先构建资源-环境-经济(REE)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加权TOPSIS法计算中国钢铁行业2000～2018年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的评价值,然后采用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对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钢铁行业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值呈现平稳-上升-平稳的发展趋势,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到良好协调的过渡,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     

安徽省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和熵值法对安徽省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构建耦合模型度量安徽省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城市化效率的变动主要是技术效率变化引起的，并且各地市的城市化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由于历史、人力资本、产业和政策等因素，安徽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安徽省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情况总体较差，表明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区域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调高整体耦合度，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安徽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区域煤炭产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将耦合协调度引入煤炭产业这一微观研究领域,以山西省为例,建立煤炭产业经济-资源-环境(ERE)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煤炭产业经济、资源和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构建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对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多维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5年期间,煤炭产业ERE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处于0. 3852~0. 5228的濒临失调状态,并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循环。经济、资源、环境二元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均处于轻度失调与勉强协调之间,经济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间的矛盾是制约煤炭产业整体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石油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协调度评价研究

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均衡发展是能源类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耦合系统理论，构建了能源企业的经济-环境-社会（EES）耦合协调发展系统框架，并分别建立了经济、环境、社会三重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方法。根据企业经济、环境、社会绩效的耦合作用提出了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作为衡量企业三重绩效之间协调发展程度的判断依据。以中石油2007—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协调发展水平，以验证耦合系统理论应用于三重绩效评价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研究发现：期间中石油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在0.6～0.8范围内平稳波动，处于中等协调等级，企业协调发展程度较好，但近年来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三重绩效之间存在相互钳制关系，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提升会使经济绩效提升，经济绩效的波动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综合绩效，因此经济绩效仍是一个企业三重绩效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     

石油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协调度评价研究

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均衡发展是能源类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耦合系统理论,构建了能源企业的经济-环境-社会（EES）耦合协调发展系统框架,并分别建立了经济、环境、社会三重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方法。根据企业经济、环境、社会绩效的耦合作用提出了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作为衡量企业三重绩效之间协调发展程度的判断依据。以中石油2007—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协调发展水平,以验证耦合系统理论应用于三重绩效评价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研究发现：期间中石油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在0.6～0.8范围内平稳波动,处于中等协调等级,企业协调发展程度较好,但近年来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三重绩效之间存在相互钳制关系,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提升会使经济绩效提升,经济绩效的波动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综合绩效,因此经济绩效仍是一个企业三重绩效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     

煤炭资源型城市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基础设施承载力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产生的需求压力相协调,是实现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首先构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以永城市为例,基于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指数及协调发展度。计算结果显示2006~2015年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二者经历了由初步协调到中度协调的发展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协调发展评价可以定量化描述煤炭资源型城市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反映二者协调发展规律,为指导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GIS的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规律分析

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阈值反过来限制土地利用的强度和方向。为研究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论文选取乌鲁木齐市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指标数据和矢量图，利用ArcGIS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空间分析，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得到乌鲁木齐市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使用情况，然后建立适用于乌鲁木齐市的指标体系，并结合熵权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先后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耦合—初级耦合—中级耦合—良好耦合5个阶段，最终达到良好耦合状态；2）2018年生态环境指数仅为0.795 5，滞后于土地利用指数，生态环境压力居高不下，生态涵养能力和生态治理水平仅为0.152 9和0.272 5，远低于0.37的生态环境压力。今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应兼顾土地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黔南州为例

文章基于2002—2014年统计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贵州省黔南州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及其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4年黔南州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呈下降趋势,2009年后城市化发展速度增长加快;黔南州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呈上升趋势,但存在阶段差别;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发展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存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对黔南州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可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多尺度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传导区,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着力点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探究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长江中游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以长江中游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从长江中游整体、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外部以及市域多个尺度,定量测度2005年、2010年、2015年、2017年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GeoDa软件对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全局和局部自相关检验。研究表明：1）长江中游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耦合度始终保持在拮抗阶段,协调度从初级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2017年长江中游整体协调度为0.53;2）长江中游4个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波动较大,2017年,除长株潭城市群协调度达到0.6,进入中度协调之外,其余城市群仍为初级协调,各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外部协调度为0.57～0.62,差异较小;3）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具有空间差异,中心城市有先发展优势;4）国家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地方发展是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5）协调度空间差异主要集中在安徽和湖北,高高集聚区主要在江淮城市圈东部,低低集聚区逐渐减少至零。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断上升,但其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实现长江中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中国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水、能源、粮食作为3大重要资源,其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首先构建水-能源-粮食（W-E-F）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赋权,并利用耦合模型度量 W-E-F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最后将其与水-能源、水-粮食和能源-粮食系统对比分析,并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预测W-E-F系统2018—2027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2002—2017年我国W-E-F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2002—2017年W-E-F系统的耦合度平均为高水平耦合;2002—2017年W-E-F系统的耦合协调经历了过渡、基本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在2018—2027年将保持优质协调,但能源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水资源与粮食,因此,需加强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与预测

探究浙江省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关系,预测两者的耦合协调趋势,为实现浙江省科技绿色发展、水资源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参考。基于2010—2019年浙江省11个城市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相关数据,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确定各指标权重,分别计算科技创新系统和水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并分析其变化情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并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最后采用GM（1,1）灰色模型预测未来6年的协调度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2019年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分别为0.398 1和0.458 7,年均增速分别为14.62%和3.94%,相比水资源环境,科技创新总体水平更低,但其发展速度更快,同时两个系统均存在地区差异;2）11个城市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上升态势,浙江省整体耦合协调度由从0.411 3上升至0.636 8,2010—2013年为濒临失调,2014—2017年为勉强协调,2018—2019年实现初级协调;预测结果显示6年后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系统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但年均增速放缓,由4.98%下降至4.58%;3）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且在未来6年内未发生显著变化。2010—2019年浙江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优化水资源环境,促进了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协同发展,但11个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差异,未来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仍将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提出了增强科技创新和改善水资源环境、预防未来耦合协调度增速放缓、缩小地区差异等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1）从时间序列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耦合度整体由低水平耦合向拮抗阶段转变，协调度由微度失调向初级协调迈进；2）从空间分布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呈现“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格局特征，随时间演进，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主的高值中心，并逐渐向周围辐射，但空间溢出效应还未完全显现；3）由于污染排放的流动性特征，大气环境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特征。因此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在不同城市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打破行政区划边界、探索区域边界融合、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基于DPSIR模型的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以河北永清县为例

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的目的在于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本文以河北省永清县为例,采用DPSIR模型,建立5个子体系的25个指标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组合权重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各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值,建立生态安全度模型;分析了永清县1996-2008年生态安全状态,预测2010、2015和2020年的生态安全度, 划分永清县5个生态安全区,为区域生态安全预警、土地利用规划和经济环境生态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矿区地面环境工程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分析了矿区地面环境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现有环境生态评价规范为基础,以已有的方法和理论为出发点,合理建立矿区地面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遵循一定的规则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处理,最终构建了一种矿区地面环境定量评价和动态优化模型,形成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对矿区地面环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噪声、空气质量、水土环境等指标进行定量计算,对于矿区地面环境工程综合评价的规范化、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PSR模型的湖泊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及其应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1月4日印发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然而湖长制自推行以来,政策落实不到位且湖泊环境治理效果也不乐观。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定量评价湖泊环境治理的绩效,论文在环境、经济、社会三维价值取向的指引下,基于PSR（pressure state response）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维度构建湖泊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并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安徽省天长市高邮湖的环境治理绩效展开评价应用。评价结果显示：高邮湖环境治理绩效总体得分为0.529 8,环境治理绩效处于“警戒”状态;二级指标中的“污染物排放”“富营养化”“水质控制”的得分都只有0.3,环境治理绩效处于“较差”水平,这表明高邮湖环境治理中的短板就是污染物排放问题、富营养化问题和水质控制问题;三级指标中的“固体废物排放强度”“水土流失率”“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水平”“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固体废物处理率”“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度”得分均低于0.5,进一步说明了高邮湖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即高邮湖在长期周边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对于固体废物排放控制和处理不到位,导致水土流失面积较大,湖泊整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且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从源头控制污染物和水土流失、重视富营养化问题、建立信息化管控平台、促进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强化湖泊环境绩效评价结果与问责运用、建立高邮湖各水域湖长统一管理体制等建议,以期提升高邮湖环境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