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绿色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效应研究

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须在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同时，控制节能减排。文章将“工业三废”放入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体系中，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度我国30个省份2009—2015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此为基础，引入空间杜宾模型重点分析若干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逐年上升之势，整体水平偏低，东、中、西、东北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该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地区间技术交流成效显著；3)政府科技支持、技术转化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该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直接效应，而技术转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该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间接效应。     

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湖北省磷矿资源生态开发效率评估与分类管理

以湖北省 13 个磷矿资源开发的县域城市作为评价对象，运用 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对 2013- 2017 年湖北省磷矿资源的生态开发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探索磷矿资源绿色开发路径。结果表明：湖北省磷矿资源生态开发综合效率不高，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较低；从 Malmquist 指数分析来看，尽管因行业绿色技术进步，湖北省磷矿资源生态开发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增长态势，但企业技术创新的不足、规模效率不高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湖北省县域间磷矿资源生态开发效率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必须在把握区域资源分布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差异性的基础上，坚持分类管理和精准施策，增强磷矿资源循环利用和矿山生态修复能力，进一步提升磷矿资源生态开发效率。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将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聚焦长江经济带,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在“双碳”背景下推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及长江经济带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参考。论文基于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超效率SBM和区位熵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已形成“带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集聚平均水平随年份波动上升,上中下游产业集聚水平呈递增格局,水平差异较大且有逐渐增加趋势;2)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通过整合内部网络资源和提升外部整体能力,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的发展通过竞争效应和合作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可以提升经济动力和效率,因而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上中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从...     

水资源绿色效率动态变化与空间溢出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利用SBM模型（slack based model）计算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并与传统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然后分别利用Moran's I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以期确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机制,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利用与优化配置提供参考。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上游、中游地区下降趋势明显;水资源绿色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邻省的经济水平、环境规制、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有明显抑制作用,而邻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资源禀赋、农业用水比重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议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城镇化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大对环境治理的资金与技术投入。     

基于by-production技术的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差异化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关键问题。通过对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和差异化研究，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绿色发展现状，进而加快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引入了DEA框架下by-production技术测度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该技术考虑了非期望产出只由能源投入产得的特征，更加符合实际生产过程。其次，采用Dagum基尼系数进一步探究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及其来源。通过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基于by-production技术的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整体较高，绿色发展效率均值为0.84，但仍有提升空间；绿色发展效率的地区差距显著，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区域间差距是最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为44.12%；西部地区区域内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区域间差异最大。因此，要加强区域间绿色发展交流合作，实现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最后，针对所得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有助于推动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     

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关键在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除了依靠国内自主研发之外,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17个国家地区作为我国的技术外溢国,以绿色专利申请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指标,利用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构造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区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与地理相近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密切相关;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所在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双向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作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O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长江大保护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热点问题，协同创新是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的新动能。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借助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SBM模型分别测算各省市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市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变化不大，但在空间分布上各省市之间差异明显，下游的江浙沪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最高，其他省市协同度较低；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基本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且各省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下游的沪苏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其他省市都处于中低水平；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且两者步调一致。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其中，中下游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上游地区协同创新对于绿色发展的作用尚未显现。     

基于水足迹与SBM-Malmquist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一直处于被过度开发利用的状态。文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水资源效率的内涵,引入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内涵进行补充,其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时空特征,以此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方法。文章在蓝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劳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蓝水足迹（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了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区域的蓝水足迹具有波动性,灰水足迹呈下降趋势。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发现环境因素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因素在各个省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技术进步。因此建议长江经济带的不同省份可以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发挥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通过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结合等方式来提高规模效率、加强区域合作,通过投入产出要素的优化提高效益、减少水污染。     

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中国稀土产业政策的最优化和数值模拟

对稀土矿产资源最优开采和征税模式的研究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走出贫困化增长困境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稀土行业的特点,论文基于Hotelling模型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稀土市场的框架,建立了最优开采量和稀土价格的数理模型,说明了稀土净价格变化、环境污染对于最优产量和价格路径的影响。利用现有的市场数据,论文对未来的稀土供应量和价格进行了数值计算,并对各种税制的效率和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在中国资源储量固定的条件下,假设稀土新的市场需求稳步增长,中国稀土的最优产量长期维持在13万t/a,最优现期价格在19万元/t,并随时间稳步上升。目前国内生产配额和最优产量比较接近,但是价格明显低于最优价格。2）不考虑新的市场需求,仅考虑环境治理成本,稀土的最优产量长期维持在22万t/a,环境治理成本逐渐上升至最高100亿元/a之后逐渐下降。稀土生产的污染程度越高,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越弱,最优产量相应降低,资源耗尽的时间相对延长。     

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协同关系研究

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作为塑造行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目标向可持续化方向转型起到重要作用。为研究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关系,通过扎根理论获取测量量表,梳理量表中不同层级因素间的关系结构,基于知识管理、协同创新和组织学习理论构建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协同互动的假设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基于测量量表的实证数据,利用实证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和修正。结果表明：知识共享渠道、知识共享行为和知识共享环境正向促进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其中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程度最大,即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更易受知识共享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制度创新正向促进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对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略大于绿色制度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知识共享渠道、绿色制度创新对知识共享环境、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制度创新对知识共享行为的3种路径均在促进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即推动绿色创新可进一步加强知识共享对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间接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知识共享的直接作用效应,起到基础性作用。应鼓励知识共享行为、建立正式知识共享制度、营造知识共享环境,通过推进知识共享共谋可持续发展蓝图;进行绿色创新技术发展和制度构建,通过绿色协同创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研究结果可为基础设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管理实践的理论依据。     

基于DEA-BCC模型的湖南省煤炭利用生态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DEA-BCC模型对2004~2015年湖南省煤炭利用生态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并对湖南省煤炭利用生态效率进行优化设计。结果显示:2004~2015年湖南省煤炭利用的生态效率仅有2004年、2013年、2015年3年实现生态效率DEA相对有效;在生态效率无效的9个年份中,2012年实现纯技术效率有效,但规模效率无效,其余8个年份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无效,且规模报酬递减;除了2008年、2012年、2014年,其他生态效率无效年份的规模效率都略低于其纯技术效率;湖南省煤炭生态利用的优化主要集中于2005~2011年的煤炭消费量投入指标和工业SO2排放量(燃料燃烧)、工业烟(粉)尘排放量、2004年基期区域不变价GDP等3项产出指标。针对湖南省煤炭利用绿色化发展的状况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湖南省煤炭利用生态效率提升对策建议,即建立绿色消费制度,树立煤炭绿色消费观念,推进煤炭绿色化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政府创新补贴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基于2015—2020年相关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每增加1%,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将增加7.81%,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性质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呈现显著差异性。该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是可靠的。引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一步验证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信号传递机制,有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比没有政府创新补贴的高16.83%,即企业获创新补贴会向外部传递支持信号,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获得社会关注和外部资源的支持。研究认为,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不仅应重视企业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更应该发挥企业创新补贴的信号传递功能,引导社会资源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汇聚。     

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异质性及影响机制

生态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与经济“三方掣肘”的可行路径。文章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采用SBM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4年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值及其增长指数,并分解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指数,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生态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及影响机制,得出：1）东、中、西部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区域生态创新效率与生态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区域生态创新效率提升主要取决于技术效率增长,而在技术进步、规模创新效率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外市场需求、产学研合作程度对生态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市场竞争状况、产业转移、创新驱动因素起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制、市场竞争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措施促进生态创新效率跃升的建议。      

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提升环境效率是促进我国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探讨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区域,利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及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及产业集聚水平,结合能源消耗结构、城镇化、科技水平等关联因素,分析各因素对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环境效率值在研究期间总体偏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有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环境效率值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结论与其产业集聚水平相契合,东部产业集聚水平最高,西部产业集聚水平最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环境效率与关联变量皆通过了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环境效率对产业集聚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3）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高限效应”已经显现,进一步产业集聚将阻碍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产业集聚有助于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改善,因为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大,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使得企业有更富足的资金投入污染物处理中,同时产业聚集带来扩散效应,使得能源节约效应开始显现;4）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可改善以一次能源消耗为主的局面,从而减少高耗能资源的消耗,提高环境效率;5）科技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科技水平能显著提高其环境效率值,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明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以科技创新驱动环境效率的提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绿色创新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加快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是我国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绿色创新战略视角,聚焦我国长三角生态效率问题,揭示长三角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和演进特征,以此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为观测期,利用SBM模型测度生态效率,并对无效率城市进行冗余度和不足度分析,使用Tobit回归模型识别影响生态效率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1）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效率较高,核密度分布主体在0.8右侧,但是整体生态效率呈波动趋势,且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两极分化相对严重,区域内有5个效率较低的资源型城市,有9个最优效率的示范城市,安徽省内中低效率城市比例占到了81.25%,高于其他省市;2）影响因素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其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保护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科技进步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建议加快构建长三角区域环境信息和技术资源的共享交换平台,加快生态环境标准统一、环境监测统一和环境监管执法统一;总结并推广长三角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区的引领和先行作用,加强示范区与追赶区之间的环境治理合作;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制定差异化人才引进计划;拓展协调开放格局,发挥外商投资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发挥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完善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