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偏好和公平偏好的 PPP 项目社会资本选择研究

为补充政府部门关于如何选择社会资本方的理论解释,建立了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方的 stackelberg 博弈理论模型,分析效益最大化下政府选择何种特征的社会资本对其更有利。结果表明:不论政府方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规避,从政府补偿、激励支出及项目初始投资最优来看,风险规避度低、公平偏好度高的社会资本方是其最佳选择,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并针对提高民营企业参与 PPP 项目的积极性提出了管理建议。     

公益性PPP项目政府付费机制影响因素

为了保证公益性PPP项目政府付费机制的有效性,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共筛选出包括政府因素、私人部门因素与公众因素在内的5个一级影响因素,以及与其对应的政府对项目的目标要求、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公众满意度、私人部门风险偏好等16个影响付费机制实现效果的二级影响因素。采用三角模糊数法对16个二级影响因素进行权重排序,界定了权重在均值以上的包括政府财政能力、私人部门服务质量、项目价值等8个二级因素为关键因素。根据关键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即政府在公益性PPP项目付费机制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私人部门风险偏好与运行成本,制定价格合理、付费方式科学的付费机制,同时要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充分使用激励性定价。     

考虑公平偏好的 PPP 项目股权结构博弈研究

针对 PPP 项目中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间的博弈问题,引入 Fehr-Schmidt 行为模型刻画了社会资本的公平偏好,构建了 Stackelberg 动态博弈模型;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得到纳什均衡下公共部门的最优股权分配比例和社会资本对项目最优特许价格;以广州市某 PPP 项目为例采用敏感性分析研究了相关参数变化对均衡解的影响,并得到管理学启示。结果表明:股权比例越高社会资本越倾向于提高特许价格,同时社会资本的公平偏好越高,政府部门应提高社会资本的股权比例。本研究可为解决现实 PPP 项目股权分配比例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PPP项目中公共代理机构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构念建立与量表开发

公共代理机构通过合同对私人部门所施加的恰到好处的控制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基于自动履约理论和相关文献分析,提出PPP项目中公共代理机构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构念及其结构维度|结合前期质性研究成果提出了这一构念的初始量表,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开发了一个包含产出控制、行为控制、偏差控制三个维度共计29个题项的量表,鉴于该量表是通过调研中国PPP市场开发并验证的,故其仅适用于中国PPP项目。由实证分析结果得出对于PPP项目实践的三点管理启示：对结果的控制应相对重于对过程的控制、行为控制应以通过机制设计实现私人部门的“自我控制”为主、偏差控制应着力于对违约责任与救济措施的约定。     

基于互惠及风险偏好的PPP项目政府激励研究

在PPP项目风险分担及实物期权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部门的互惠偏好以及项目参与方的风险偏好加入博弈模型,分别讨论两阶段和三阶段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如何实现期权价值分配,并对比两种博弈模型得出的结论。通过数值分析得出:只有当政府的互惠偏好程度高于一定值时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效用。     

风险偏好视角下 PPP 项目控制权初始分配

为有效提高 PPP 项目中政企合作水平和效率,以政企控制权初始分配作为研究节点,基于政企风险偏好和有限理性状态,构建风险投资期望效用模型,得出不同风险偏好组合下的初始控制权分配情景。并从政企风险偏好组合下的 4 种情景,运用算例模拟论证不同风险偏好对控制权初始分配及政府风险投资期望效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风险中性时社会资本初始控制权份额与其风险规避程度呈负相关且有最低限度,反之与其风险趋向程度呈正相关且有最高限度。不同风险偏好组合对政府风险投资期望效用有不同影响。因此,政府应充分考虑双方风险偏好,确定最优初始控制权分配份额,以促进PPP 项目高效实施。     

博弈论视角下的 PPP 模式政府监管研究

PPP 模式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政府监管问题。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本质上是二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本文以博弈论的视角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利用 4 种博弈模型来分析 PPP 模式下私人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发现政府监管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私人部门积极履约。由此结合我国 PPP模式下政府监管的不足给出如何加强政府监管的合理建议,旨在促进 PPP 模式在我国的发展     

PPP项目全寿命周期风险因素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对中国PPP项目失败案例的有关文献进行检索,对其失败的原因及阶段进行归纳整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风险因素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分析得出PPP项目失败的主要风险因素。研究发现:政府部门作为PPP项目的主导部门以及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不论在哪个阶段,PPP项目失败和政府直接相关;PPP项目失败的发生主要显现于运营期。     

基于不同发起者的 PPP 项目再谈判博弈模型研究

公私合营制（PPP）项目已成为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重要解决方案,而再谈判是目前 PPP 项目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梳理总结了 PPP 项目再谈判的原因,通过分析 PPP 项目再谈判过程,分别构建私营部门发起再谈判和公共部门发起再谈判的 PPP 项目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得出对应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状态下双方的风险再分担比例,并据此提出深入了解再谈判发起者的动机,加大 PPP 项目建设运营期的监督力度,建立并完善法律体系和第三方仲裁,加强再谈判组织等建议,为 PPP 项目事后风险的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促进 PPP 项目的良好发展。     

PPP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期主要风险分析与分配

政府和私营方是PPP项目的直接参与方,也是风险分配的直接对象。针对PPP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期主要风险如何进行分配问题,首先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重要性评估,即在对运营期风险进行层级分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风险评价模型,得出中观层级的风险对运营期效益影响最大,而中观层级中的运营期成本风险在所有风险因素影响程度中占比最高的结论。进而假设在成本风险发生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政府方和私营方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在双方共赢的基础上求出纳什均衡解,得出政府和私营方各自的最优风险分配比例。最后针对PPP合同的特殊性以及公私双方对于风险分配的决策依据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在成本风险发生时为公私双方更好的合作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PPP项目收益风险分配机制研究

PPP 模式对于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回报低,社会投资方将面临较高的收益风险,因此,我国大部分 PPP 项目的社会资本方为国企或国企与民企的联营体,纯粹的私人资本参与 PPP 项目的积极性并不高。为了激发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资热情,当政府与不同投资方合作时,有必要基于项目参与方的公平偏好程度设置相应风险分配机制,一方面降低私人资本投资方所面临的收益风险,另一方面改变政府承担项目付费的现状,实现风险的合理分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模拟项目收益风险分配机制,在考察投资方公平偏好的前提下,对传统的收益函数进行了调整,构建了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 PPP 项目收益风险分配模型。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社会效益会随着投资方公平偏好的增大而增加,投资方承担风险比例亦与其公平偏好正相关     

不同成本超支情境下资源补偿 PPP 项目投资收益模型研究

为预测社会资本方的参与决策,对社会资本方成本超支承受能力进行量化研究,基于已识别的项目风险,提出资源补偿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超支事件,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承担成本超支的博弈模型和不同成本超支情境下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收益模型。结果表明,双方就成本超支事件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成本节约情境;社会资本方投资收益率受超支金额和股权比例的影响,其承受能力有一定范围。因此,在项目前期应充分识别成本超支事件,确定最优股权比例,以促进社会资本方积极参与资源补偿 PPP 项目。     

基于QCA方法的PPP项目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为给PPP项目资本结构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通过广义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到PPP项目资本结构的显著影响因素,采用QCA方法得到影响PPP项目资本结构的不同影响因素组合。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市值和税收总额与PPP项目杠杆率呈负相关;最有可能带来高杠杆率的影响因素组合有3种:最终交由公共部门运营且总投资额高、最终交由公共部门运营且通货膨胀率高、最终由私人部门运营且债务提供者较多。结论可为PPP项目发起人确定资本结构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可为PPP项目资本结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 FAHP-熵值法-TOPSIS 的 PPP 项目私营投资部门的选择

PPP 项目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达成协议共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项目,公共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吸引社会资本,PPP 项目有效地缓解了政府的资金压力,提高了项目营运效率,使得它成为各级政府青睐的对象。公共部门在招标过程中对私营部门的选择成为项目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通过对在 PPP 项目中私营部门的建设综合能力进行评价,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统计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再利用熵值法和 FAHP 法分别确定指标权重,将两种方法得出的权重进行组合,利用 TOPSIS 方法对私营部门进行最终的评价,建立了基于 FAHP-熵值法-TOPSIS 相结合的多层次评价模型,并进行实例验证该模型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基于PPP模式的公共部门投资激励约束机制方法研究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 PPP 模式,是带动城市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的新特征。公私部门合作需要利用激励约束 机制来调动参与项目建设投资的积极性,以获得经济社会公益与经济效益共赢。通过对实践案例研究发现,有效建立激励机 制,取决于政府在项目建设中为私有部门提供的报酬及其为自身积极努力的程度。激励机制效用是政府独特约束控制权确定 的关键。为了论证研究方法在项目实施中的效用,构建了激励约束机制方法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PPP 模式的项目运 营决策标准存在差异性,激励约束机制在 PPP 项目运营中作用和风险分担能力最强,收益约束监管难度最高。因此,建立 激励约束机制便于规避 PPP 模式在城市建设运营中的风险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养老PPP项目 政府补偿机制研究

科学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是实现养老 PPP 项目可持续运营的重要保障,补偿机制设计已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分析政府补偿决策思路和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社会资本利益结构视角,构建政府补偿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型仿真和敏感性分析,从公众利益、社会资本收益、政府财政支出等方面设计政府补偿机制。结果表明:政府需对项目进行补偿才能使社会资本获得基本投资回报,政府补偿机制设计应综合协调养老机构补偿和价格补偿,以满足政府、社会资本和公众三方利益     

PPP 项目再谈判中社会资本方公平感结构研究

为解决 PPP 项目再谈判频发和效果差的问题，从公平感知影响谈判行为角度出发，以契约参照点理论为基础，设计公平感知测量题项，对全国 20 个省（市）的调研参与人进行问卷调查，利用 SPSS 统计分析数据，实证解析我国文化背景下 PPP 项目再谈判中社会资本方的公平感结构及作用顺序和整体公平感受。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方公平感知由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组成，按解释力度大小排序，互动公平位列第一；当前社会资本方整体公平感偏低，在三维度公平中，分配公平感最低。     

考虑谈判力因素的 PPP 项目控制权配置研究

为了探讨在不同谈判力格局下,PPP 项目该如何通过控制权调整来实现项目收益最大化,在 FM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谈判力这个因素可以解决此问题。分析了引入谈判力因素的必要性,在 FM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考虑谈判力因素的模型,并通过数据模拟得到了最优控制权配置与谈判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项目为纯公共性质时,控制权为 0/1 配置,随着项目公共性的减弱,控制权应该在公私双方之间连续配置;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项目的控制权总是应该向谈判力稍弱的一方倾斜,以此形成投资激励实现项目的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