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依托于生态效率的改善，基于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07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并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与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探讨生态效率时空演化格局的内在规律， 实证分析生态效率驱动因素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2005—2016年经济带生态效率总体呈平稳态势，上、中、下游呈现“阶梯型”分布，下游依次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部分地区生态效率呈“两级型”分化趋势；城市间生态效率发展存在空间联动效应，与生态效率高的城市为邻，其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城市状态向高水平跃迁，而与生态效率低的城市为邻，其负向作用拉动城市状态向低水平发展；人口规模与产业升级对经济带不同流域具有异质性作用，其提升下游生态效率而抑制中游和上游生态效率，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关联，意味着产业升级在短期内并不能使生态效率状态改善，而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率向高水平状态演变。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依托于生态效率的改善，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面板回归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小于1，未达到有效值，上、中、下游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9329、0.7830和0.9624，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趋势，各省市间存在显著差异；2）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的全局Moran‘s I 指数呈弱集聚态势，趋势上呈现阶段性变化，表现为：正集聚效应→负集聚效应→正集聚效应；3）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呈正“U”型关系，农业种植业结构、研发投入、农业集约化和财政支农水平促进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城镇化抑制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     

环境规制、产业转移与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正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此阶段，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改善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我国2001—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环境规制、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产业转移与资源配置三者之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并且存在微弱“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改善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此外，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中，产业转移承担着中介变量的角色，环境规制倒逼地区间的产业进行转移，并间接通过产业转移改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该制定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强度来引导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以降低地区间资源错配的程度。     

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EKC分析：以大同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开始集中显现,研究其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动煤炭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确保城市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大同市是我国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根据2000—2017年相关数据,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及相关理论,研究大同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内在关联性。选取工业"三废"为环境指标,建立大同市EKC计量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于典型的倒U型,大同市工业SO_2、工业废水和人均GDP曲线关系呈U型+倒U型,而工业烟粉尘、工业固体废弃物和人均GDP呈偏倒N型的弱倒U型曲线关系。大同市环境污染随经济的增长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趋势,目前大同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正处于向好态势,但工业固体废弃物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环境规制下产业链区际分工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实施是否引致产业链区际有效分工并实现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升级效应,对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基于污染天堂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要素组合理论,构建演化理论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结果如下：1）环境规制的产业链分工“污染天堂”效应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从长期来看,具有倒“U”型影响,且临界值为1.438 5,即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临界值时,将降低产业链地区专业化程度,不利于产业链区际分工;2）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具有技术促进效应和要素组合效应,同时,外商投资等因素也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发挥产生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绿色创新升级,注重要素区域间合理配置,并严格外商引入渠道,创造良好环境。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以201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针对我国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资源依赖度区域的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进行环境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在高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在低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同样呈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之呈倒“U”型关系,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对其影响不明显。对于不同资源依赖度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重点关注相应类型的环境规制,最大程度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从时空角度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污染状况,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基于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用Moran's I指数研究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再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增速较快,下游和中游地区有所放缓,水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2）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3）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水环境污染,在经济矩阵下效果最为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明显;4）从溢出效应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减轻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但没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果明显,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效果不显著。目前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最好,但公众参与也应该提上日程。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治理,此外还需要建立空间意识,加强联合治理。     

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检验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是否存在环境改善效应，选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市、天津市、海南省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较为突出，是区域谋求环境改善的重点省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倒“U”型关系，整体已越过拐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边，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环境会逐步得到改善；技术进步和外商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负面的环境效应，对外贸易具有正面的环境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东部沿海地区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改善效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资；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动态良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和水环境污染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强的“U”形变化特征，说明工业集聚水平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水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工业集聚水平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特征；工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双门槛作用；随着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减排作用表现出先强后弱的趋势。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例

为探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及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研究样本,借助GMM估计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影响因素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单一产业集聚会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2）协同集聚比单一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环境规制水平、利用外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不同集聚状态下对绿色发展效率形成差异影响;3）在协同集聚下,人力资本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后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果更加突出。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给出针对性建议。     

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水足迹与SBM-Malmquist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一直处于被过度开发利用的状态。文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水资源效率的内涵,引入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内涵进行补充,其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时空特征,以此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方法。文章在蓝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劳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蓝水足迹（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了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区域的蓝水足迹具有波动性,灰水足迹呈下降趋势。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发现环境因素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因素在各个省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技术进步。因此建议长江经济带的不同省份可以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发挥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通过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结合等方式来提高规模效率、加强区域合作,通过投入产出要素的优化提高效益、减少水污染。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水资源福利绩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以及标准差椭圆模型研究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不断波动并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绩效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移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构建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扩大正向空间溢出；出台更本土化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