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异质性及影响机制

生态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与经济“三方掣肘”的可行路径。文章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采用SBM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4年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值及其增长指数,并分解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指数,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生态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及影响机制,得出：1）东、中、西部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区域生态创新效率与生态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区域生态创新效率提升主要取决于技术效率增长,而在技术进步、规模创新效率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外市场需求、产学研合作程度对生态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市场竞争状况、产业转移、创新驱动因素起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制、市场竞争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措施促进生态创新效率跃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以201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针对我国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资源依赖度区域的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进行环境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在高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在低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同样呈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之呈倒“U”型关系,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对其影响不明显。对于不同资源依赖度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重点关注相应类型的环境规制,最大程度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      

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利用EBM-GML指数测算了2008—2018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非线性全面FGLS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呈波动上升态势;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效率变化、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均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FDI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未通过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鉴于此,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来保证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投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相关财政扶持措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从而通过创新驱动实现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在中国着力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重红利”,已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在3种权重矩阵下比较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算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是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0 065%;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表现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达到0 066。2）从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能够直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则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倒逼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3）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东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明显;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驱动作用则呈现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的发展趋势。我国各地区应努力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积极推动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型,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和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以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式的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安徽省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和熵值法对安徽省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构建耦合模型度量安徽省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城市化效率的变动主要是技术效率变化引起的，并且各地市的城市化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由于历史、人力资本、产业和政策等因素，安徽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安徽省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情况总体较差，表明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区域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调高整体耦合度，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安徽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安徽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引用“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并将之细化为第二产业结构响应系数和第三产业结构响应系数,运用泰尔指数方法,考察了安徽省78个县（市）产业结构演变响应系数、第二产业响应系数和第三产业响应系数空间差异,并将安徽省划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3大区域,分析区域之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对安徽省总体差异的贡献。结果表明安徽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较小且变化不明显,第二产业响应系数较呈现减小趋势,第三产业响应系数呈现增大趋势;3大区域中,皖南的差异较大,皖中次之,皖北差异较小。     

环境规制下产业链区际分工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实施是否引致产业链区际有效分工并实现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升级效应,对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基于污染天堂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要素组合理论,构建演化理论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结果如下：1）环境规制的产业链分工“污染天堂”效应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从长期来看,具有倒“U”型影响,且临界值为1.438 5,即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临界值时,将降低产业链地区专业化程度,不利于产业链区际分工;2）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具有技术促进效应和要素组合效应,同时,外商投资等因素也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发挥产生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绿色创新升级,注重要素区域间合理配置,并严格外商引入渠道,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各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

文章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全国和各省（市）2003-2016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比较分析试点省（市）与非试点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采用GIS法对各省（市）循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全国及各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显著但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各省（市）的循环经济发展平均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1%,且各省（市）的差异在逐渐减小;2)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受资源消耗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影响;3)试点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呈先慢后快的特点,非试点省（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自2006年以后一直低于试点省（市）,且资源消耗水平差异最大;4) 循环经济高水平发展等级区域从西、北部逐渐向东、中部转移,低水平等级区域呈现“片区集中→分散”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较低及中等水平等级区域多是互相转化。      

能源矿产开发、环境规制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研究

能源矿产资源是地区经济增长的“福星”还是“诅咒”？文章基于我国西部11省区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State120软件,计量分析了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即能源矿产资源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福星”而非“诅咒”;环境规制存在滞后1年的正向影响作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分别从能源矿产开发投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应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

基于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呈较缓慢的下降趋势，其中水资源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贡献最大。从区域差异看，上游成渝经济区水资源承载力最大，中游城市群次之，下游长三角最小；从省市差异看，水资源承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江西、贵州、上海、湖南、云南、江苏、四川、浙江、重庆、湖北和安徽；从空间分布看，水资源承载力较高的省（市）主要有贵州省、江西省、湖南省和上海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发现产水模数、城市日均生活用水量、GDP增长率以及废水治理投资占比在各系统中对水资源承载力影响程度最大。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原因可归结于人口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西南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新时期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参考。构建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的环境规制强度,然后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和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用门槛模型测度西南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最后采用替代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大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促进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呈正“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3个路径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很小;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的适度范围为0.67～1.56。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合理确定地区环境规制的力度,建立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估机构,掌握环境规制的效果。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环境规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13—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的共同相关估计模型（dynamic panel co-correlation estimation，DCCE），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环境规制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能够通过技术溢出等效应降低地方的能源强度，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环境规制在FDI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将环境规制水平纳入模型中进行检验。具体结果为：1）FDI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都对能源利用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4.295时，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4.295时，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存在积极作用。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借力外资引入发展绿色经济；应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合理规制水平；构建合作交流框架，缩小区域间能源利用效率差距。     

环境规制对中国房地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伴随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现有文献在测算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基本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无法反映房地产业真实发展水平。本文选取污染物排放量作为非理想产出，运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中国31个省份的房地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进行测度，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生产率的多种因素加以分析。研究表明：2008—2017年，我国房地产业GTFP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增速缓慢，东部地区的房地产业GTF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速则与全国均值基本持平，整体态势保持平稳；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增长效应”是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源泉，而技术效率所带来的“追赶效应”则影响较小；从现实因素考虑，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投资回报率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资本强度与生产率的增长呈现负相关，劳动生产率对其则无明显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环境规制和生产率之间大致呈倒“U”型关系，合理的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负向效应，因此“波特假说”在中国房地产业成立。     

环境规制对中国房地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伴随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现有文献在测算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基本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无法反映房地产业真实发展水平。本文选取污染物排放量作为非理想产出,运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中国31个省份的房地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进行测度,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生产率的多种因素加以分析。研究表明：2008—2017年,我国房地产业GTFP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增速缓慢,东部地区的房地产业GTF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速则与全国均值基本持平,整体态势保持平稳;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增长效应”是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源泉,而技术效率所带来的“追赶效应”则影响较小;从现实因素考虑,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投资回报率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资本强度与生产率的增长呈现负相关,劳动生产率对其则无明显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环境规制和生产率之间大致呈倒“U”型关系,合理的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负向效应,因此“波特假说”在中国房地产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