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典型人群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精细化治理——以北京“回天地区”一刻钟社区服务圈为例

数据构成了城市社区空间规划、社区基层治理的新环境,探索利用数据赋能社区治理的完善路径,对社区治理精细化发展至关重要。聚焦北京“回天地区”社区治理中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工作,基于典型人群特征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分析,通过数字网络手段获取城市POI数据,并结合社区类型识别方法,对社区人群与公共服务设施即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进行适应性评价。研究发现“回天地区”针对职住分离人群和老年人群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呈现中心完善、东强西弱的空间结构,同时基于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描述,为优化社区服务圈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规划提供依据,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数据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应用。     

重心下移,“城市管理进社区”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2019 年 11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市古北社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 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 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 , 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 2021 年 4 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中发〔2021〕16 号 ), 明确提出,统 筹推进乡镇 ( 街道 ) 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 业化水平。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弹性治理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高质量、多样化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服务人本化水平的重要内容。社区作为城乡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文章指出当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还存在静态规划建设标准和管理方式与社区动态需求不匹配，普适化供给模式与不同区域社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匹配，以及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空间韧性不足等问题。同时，以南京市为例，针对其社区发展的实际问题，分别从全周期、全域空间治理以及多情景风险治理3个视角分析了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特征，提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治理应从强化时间弹性动态调控供给重点、强化空间弹性精准匹配供给模式、强化情景弹性灵活转变治理方式3个维度入手，实现由“刚性”管控向“弹性”治理的转变。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视角的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评估: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

为落实“上海2035”总体规划,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作为载体,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社区。上海市新一轮单元规划要求向上承接总体规划,向下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调整,重点统筹协调生态空间、公益性设施和文化风貌等底线型内容,落实15分钟社区生活圈。选取上海市黄浦区为研究区域,基于15分钟社区生活圈理念,采用步行指数方法,试图揭示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可步行性和合理性,以及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布局的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新一轮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合理,可步行性较高的街坊主要分布在老西门街道和半淞园路街道;单元规划居住用地空间布局与15分钟社区生活圈格局具有高度相关性。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编制与优化布局提供参考,并可为其他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评估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化社区--成都市新都区蜀都新城概念规划方案

针对近年各地出现的城市综合新区开发热潮,结合蜀都新城概念规划方案,提出建设“城市化社区”的意义所在,并探讨“城市化社区”的 一些实现方式:运用“街区递变”这一基本城市发展规律,住区采用街坊式单元格局,以街道为载体达到居住、商业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适度混合。     

疫情背景下的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学术笔谈

摘要　2020 年伊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等众多领域。围绕“疫情背景下的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主题, 邀请了王世福、黄建中、张天尧等多位专家学者笔谈。王世福通过对我国人居环境的短板和治理盲区的反思,从宏观的城市到微观的社 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韧性城市建设的相关内容,包括：将健康影响评估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全过程;加强综合防灾专项规划的 公共健康韧性;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应急响应能力;提高公共设施空间通用性和稳健性;提升韧性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等。魏成以疫情下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出发,探讨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主的“新基建”,积极纳入城乡规划与人居环境建设之中, 以期改善和提质设施供给与防灾减灾的智能化应用,并推动多方协作、多元互动的创新治理决策平台的形成。袁媛对在疫情中如何有效 提高城市医疗设施的应急能力,提出规划构建合理的基层医疗分区,梳理医疗设施配置模式在医疗分区内选择基础条件优良的街镇一级 医疗设施作为传染病初级分诊点,以及培育居民分诊就医习惯,提升城市在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韧性等建议。单卓然基于线下零售服 务空间组织的“规模收缩、多心扁平、均衡分散化”过程,正在超常规加速,而且可能难以逆转的趋势,反观我国大城市空间治理中现 行的线下零售空间组织政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定点造极”转型“动态组网”,有限公共资源优先向市边缘区、区边缘街道投放; 研究优化零售商业网点规划配建标准;增强评估零售商业用地调规效应;搭建城市“一张网”零售服务动态监测平台。向科围绕公共空 间与私人空间、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等展开辩证的讨论,通过对疫情期间,物理性公共空间与虚拟公共空间的变化的研究,指出在快速 变迁和不断拓展的现实中,需要反复思考公共空间公共性的立场,从而构建新的公共空间结构、内容和形式。黄建中从社区角度的疫前、 疫中、疫后三个阶段,分析城市规划和治理工作之间相对脱节的问题,重点指出需要增加对基层单元的社区治理;后疫情时期,社区生 活圈应该是衔接空间与社会治理平台的重要单元。张天尧认为社区是卫生防疫等基本单元,作为基层区域性共同体,在公共卫生危机应 对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健康社区治理的制度构建,从制度保障、协作网络、支撑系统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健康社区治理的建议。     

关于建立城市社区数据统计单元划定的协同机制的思考——以重庆市为例

街道和社区边界是各项社会治理基础数据汇集的底板,也是政府提供基层公共服务的基础单元。目前,由于城市拓展快,城市街道和社区边界调整频繁,缺乏协同更新机制,导致部门和机构间的街道、社区边界更新不及时,难以实现数据按基层空间单元协同汇总,带来一定的决策混乱。另外,社区居委会作为多个政府部门采集基础数据的主要渠道和平台,数据重复采集的问题突出,"一数一源"、"一次采集、多次共享"的数据资源利用基本原则难以落实。文章从政府部门职能划分与工作协同方面,提出建立部门间的街道、社区边界联动划定与更新机制,以实现现状街道、社区与规划街道、社区边界的无缝衔接,确保基础数据的惟一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发挥基础数据的共享"金矿"价值。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与实施单元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规划及实施是城市建设和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梳理了各种社区发展规划理念和居住政策导向后,从基础数据葺的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入手,重点考察了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和居民对其的需求现状,参照建设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规范,着重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项目、标准和实施单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和实施单元建议.     

“红墙先锋、红色温度”城市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与实践——深圳市横岗模式调研与借鉴

“红色管家联盟”是深圳市横岗街道在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社会基层治理中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实践的目标在于建立、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在现代城市发展和治理过程中积极探索,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百姓。北京市百万庄东社区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社区治理、服务的实践总结为：“红墙先锋红色温度”,即一个核心、两项工程、三条主线、四个抓手。党建引领共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注重基层组织的建设,积极探索多元治理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防疫视角下城市社区安全治理与设施嵌套体系初探

2020年春节之际的新型冠状病毒在 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在组织管控、医疗救护、社区防疫的全民防护 过程中,社区在疫情防控、健康生活维系、社 区集体心理疏导以及社区文化和精神凝聚方 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因此,基于社会生活组 织网络体系的城市居住社会及其空间单元, 对于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应对突发性重大 公共事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韧性价值与 属性特征。从规划的全局观反思,基于多元主 体和治理理念,规划除了预留出应对突发事 件的城市安全预留用地,同时,基于城市社会 属性特征,更要注重建构以人为本、与城市社 会组织结构匹配的“生态链—防控链—组织 链—流通链”安全防护体系,强化基层安全防 控的“安全空间单元”,进而基于安全防护体系 下原有配套设施系统如何更好适应疫情防护 需求,形成既有设施与疫情防控需求的弹性 设施嵌套体系,又能在全民医疗和健康体系的 框架之下充分考虑城市居住社区基层防护的社会价值和潜在的可能性。本文基于疫情防控的视角,从城市社会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述了基于疫 情防控的社区安全系统的建构及其防控规划体系与常态化规划建设的设施嵌套关系。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与管理若干问题的研究

社会管理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城市规划作为空间物质资源分配的一种手段,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载体和辅助功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至关重要,涉及规划与管理等多个方面。目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落实与管理尚存在若干问题,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权属分类需理清,社区规划设计与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有关社区建设的法律政策有待完善,行业监管有待加强等。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多年规划实践,提出了系统修订规范,改良用地分类,完善法律政策,严格审批管理,加强政府引导,改革服务供给,引导公众参与,建设社区组织等一系列建议,以期实现社会管理的深度良性发展。     

塑造韧性社区共同体:生活圈的规划思考与策略

在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安全事件中,社区作为城乡基层生活单元显现出公共服务与治理能力方面的诸多不足。通过研究快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区特征的演变及近期国内从住区向社区生活圈转变的规划实践趋势,归纳系统性、便捷性、包容性、成长性与参与性等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新特征。结合正在编制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从韧性提升角度探讨生活圈规划的应对策略,提出推进公共资源下沉、落实差异管控思路、提升应对风险能力、加强社区治理效能等主要观点。     

从传统居住区规划到社区生活圈规划

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提出是我国城市发展进入转型时期的客观要求。从认识层面加深对社区生活圈的理解,是推进相关规划实践的重要前提。研究提出,社区生活圈是日常活动的空间范畴,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面向生活空间而非抽象的功能地块。社区生活圈是配套服务的共享单元,社区生活圈的规划需要兼顾公共服务设施的可及性和可达性。社区生活圈也是邻里感知的社区领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在改善硬件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应关注营造和谐包容的社区感。社区生活圈的提出是城市规划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标志着新时代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的重要转型。     

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

公共服务设施作为承载城乡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载体,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是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通过引入生活圈理论,结合城乡居民对于获取公共服务设施所愿意付出的时间成本,把整个县域划分为由初级生活圈、基础生活圈、基本生活圈和日常生活圈构成的生活圈层系统,构建基于生活圈理念的以县域为完整单元的四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有助于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体化配置。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北京市周边乡村生活圈研究

生活圈作为精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手段已经在城市中被广泛应用,但目前自上而下进行乡村生活圈规划的方法在圈层划分和范围界定方面过于武断,存在忽略村民的时空间行为规律、难以落地和缺乏可实施性的问题,亟需自下而上的乡村生活圈空间识别和模式剖析方法。研究以张公垡村为案例,采用GPS数据采集法和问卷调查法自下而上的对乡村生活圈空间范围进行识别,并通过“提出假设——实证验证”的方法进一步剖析其空间模式,最后尝试提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匹配优化策略。研究表明北京市周边乡村生活圈空间范围由村庄向市郊辐射拓展具有明显方向性,空间模式由基本生活圈、扩展需求圈、高级需求圈和替代需求圈四圈层构成,规划策略一方面需要基于圈层进行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层级配置,从而强化圈层差异性需求的空间匹配,另一方面需要优化各圈层获取空间设施的道路系统和交通系统以强化时间匹配。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基于人群活动的大城市防疫风险预测与防控要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人群集聚发生传染,而人群流动导致 传播,基于人群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大城市 疫情扩散风险预测是做好常态化防疫和制定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的重要前提。以 武汉为例,基于移动位置服务数据（LBS）、空 间聚集热点（POI）、历史疫情特征等对传染病 动力学模型（SEIR）进行适应性改进,结合空 间分析技术（GIS）进行街道尺度的疫情扩散风 险预测,划分不同空间风险等级。结果表明,高 风险街道主要在中心城区边界处成片分布,在 乡镇地区也少量存在。高风险街道内防疫相关空 间要素的统计结果表明：高风险街道职住平衡 度较低,且大部分街道现状人均绿地低于武汉 市的平均值;远城区及部分乡镇地区高风险街 道15 min生活圈的服务设施点配置较少,不利于 紧急时期防疫及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社区医 疗卫生设施在高风险区覆盖率低,而部分街道综合医院密集,可能加剧周边居民的感染风险。基 于研究结论,初步提出促进高风险街道的职住平衡和公共绿地建设、完善社区服务设施配置的 平疫结合、提高远城区社区医疗设施的覆盖率、分散化综合医院的布局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