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西南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新时期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参考。构建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的环境规制强度,然后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和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用门槛模型测度西南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最后采用替代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大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促进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呈正“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3个路径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很小;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的适度范围为0.67～1.56。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合理确定地区环境规制的力度,建立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估机构,掌握环境规制的效果。     

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检验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是否存在环境改善效应，选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市、天津市、海南省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较为突出，是区域谋求环境改善的重点省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倒“U”型关系，整体已越过拐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边，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环境会逐步得到改善；技术进步和外商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负面的环境效应，对外贸易具有正面的环境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东部沿海地区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改善效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资；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在中国着力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重红利”,已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在3种权重矩阵下比较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算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是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0 065%;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表现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达到0 066。2）从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能够直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则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倒逼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3）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东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明显;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驱动作用则呈现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的发展趋势。我国各地区应努力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积极推动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型,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和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以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式的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下产业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研究产业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是否存在生态改善效应,以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33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生态效率,将新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扩展到生态效率领域,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之间是否存在EKC曲线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下游地区;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大部分城市的产业升级指数已经经过拐点,位于“U”型曲线右方;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建议加强上下游地区间生态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继续发挥产业升级的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推动中上游地区产业升级,加强环境规制,合理利用外资。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以201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针对我国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资源依赖度区域的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进行环境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在高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在低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同样呈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之呈倒“U”型关系,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对其影响不明显。对于不同资源依赖度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重点关注相应类型的环境规制,最大程度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      

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利用EBM-GML指数测算了2008—2018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非线性全面FGLS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呈波动上升态势;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效率变化、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均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FDI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未通过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鉴于此,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来保证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投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相关财政扶持措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从而通过创新驱动实现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     

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基于云南省1986-2016年数据分析

利用内生经济理论中“干中学”模型,构造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生产函数,对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与长期变化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1986-2016年云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性检验。基于分析结果,对改善云南省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协调发展工农业提出政策建议。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当城镇化率达到28%左右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产业结构比调整到4.28左右时,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正处于不断缩小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推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向互动对改善云南省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下产业链区际分工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实施是否引致产业链区际有效分工并实现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升级效应,对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基于污染天堂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要素组合理论,构建演化理论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结果如下：1）环境规制的产业链分工“污染天堂”效应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从长期来看,具有倒“U”型影响,且临界值为1.438 5,即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临界值时,将降低产业链地区专业化程度,不利于产业链区际分工;2）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具有技术促进效应和要素组合效应,同时,外商投资等因素也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发挥产生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绿色创新升级,注重要素区域间合理配置,并严格外商引入渠道,创造良好环境。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对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2000—2017年东北三省35个城市和地区为研究主体,分别对产业转型中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进行时空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等方法探讨环境规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门槛特征及数量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低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利;随着资源禀赋水平逐渐提高,环境规制的作用趋于不利,资源依赖则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结合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时序阶段性和空间差异性特征以及各因素作用关系,今后应依据东北地区资源路径问题加强环境规制的分类实施,并积极发挥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的引导革新作用。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对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2000—2017年东北三省35个城市和地区为研究主体，分别对产业转型中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进行时空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等方法探讨环境规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门槛特征及数量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低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利；随着资源禀赋水平逐渐提高，环境规制的作用趋于不利，资源依赖则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结合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时序阶段性和空间差异性特征以及各因素作用关系，今后应依据东北地区资源路径问题加强环境规制的分类实施，并积极发挥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的引导革新作用。     

中国OFDI对湄公河流域五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对湄公河流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数理模型,利用2008-2018年中国对湄公河流域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和相应的经济指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讨中国OFDI对湄公河流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上推动了湄公河流域五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且2008-2018年推动国家产业升级指数年均增长7.31个单位;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3种效应推动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产业升级,且相对于技术溢出效应和生产要素供给效应,生产率效应是中国OFDI推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最重要渠道。在“澜湄合作”背景下,强调中国OFDI对湄公河国家的积极影响,坚持鼓励性投资政策并加强政策引导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共建澜湄命运共同体。      

中国稀土产业政策的最优化和数值模拟

对稀土矿产资源最优开采和征税模式的研究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走出贫困化增长困境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稀土行业的特点,论文基于Hotelling模型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稀土市场的框架,建立了最优开采量和稀土价格的数理模型,说明了稀土净价格变化、环境污染对于最优产量和价格路径的影响。利用现有的市场数据,论文对未来的稀土供应量和价格进行了数值计算,并对各种税制的效率和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在中国资源储量固定的条件下,假设稀土新的市场需求稳步增长,中国稀土的最优产量长期维持在13万t/a,最优现期价格在19万元/t,并随时间稳步上升。目前国内生产配额和最优产量比较接近,但是价格明显低于最优价格。2）不考虑新的市场需求,仅考虑环境治理成本,稀土的最优产量长期维持在22万t/a,环境治理成本逐渐上升至最高100亿元/a之后逐渐下降。稀土生产的污染程度越高,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越弱,最优产量相应降低,资源耗尽的时间相对延长。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ML指数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动态分析，最后通过空间滞后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整体效率偏低，有较大进步空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格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共同贡献的结果；产业结构、区域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和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论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得全国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参与型4类,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进而得出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对当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在门槛检验方面,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本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要考虑到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不同能源消费水平地区采用适宜的规制方法和强度,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