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木构体系完型之正果--纪念《营造法式》刊印900周年

作为一部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化转型期——宋代——的建筑典籍，该文锁定在该典籍对于木构体系完型的问题上，并由此而提出：“材份制”是中国木构建筑体系文化的中轴这一命题，以此来纪念这部伟大著作的问世900周年。     

木结构作为先进技术和社会意识的选择

木结构建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对于这个问题诸学者多有探讨。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了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大格局下,木结构和稻作文化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在新石器时代多种建筑构材都存在但后来选择木结构的历史缘由。提出木结构成为主流是在渐进过程中先民”对一种先进技术和社会意识选择的结果”的新解。文章分为四部分:一、以新石器革命的农业为契机:生产工具与建筑构材;二、一体化发展的表征:稻作的传播途径和木构材技术普及的暗合;三、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变化的案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四,木构材成为土木建筑之主体:多元文化进化的结果。     

篇首语

本期《世界建筑》的主题为“木结构建筑（Wooden Structures）”。应该说，在世界古代建筑的各种体系中，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曾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我们今天仍能见到一些古代遗存下来的堪称精美绝伦的木结构建筑遗产。虽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也有所变化（如斗拱），但在实际上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正如林徽因所说：“中国木构正统一贯享了三千多年的寿命，仍还健在。”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的缺乏，木材的使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环顾我们当今的建筑行业，仅在室…     

试论“材分八等”的数理渊源

材份制是中国古代建筑尺寸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大木作制度研究的一个重点，然而其具体尺寸构成的来源和确定一直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说法。文章试图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角度入手，论述和证明材分制具体尺度的形成与勾股律有一定的关系。     

南禅寺大殿修缮与新中国初期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的发展

一、新中国初期文物建筑保护原则的确立 1、梁思成早期对于保护原则的探讨 在我国,古代建筑修缮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工匠之事”,现代意义上的对古代建筑的全面研究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的。学社在对大量古代建筑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同时,对于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的古代建筑应该以什么样的保护理念,采取何种保护措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营造法式》材分制度的数理涵义及审美观照探析

材份制度——材份模数系统 北宋李诫奉敕编备于元符三年(1100年)、刊行于崇宁二年(1103年)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最属重要的典籍。其中,以木构架体系为核心的建筑设计,施工和估工算料规程,即“大木作制度”,颁布有—套“材份制度”,主要包括八个标准规格等级的“材”、“契”和各等用材之“分”(即“份”,下同)的尺寸规定及各自应用范围。     

木结构复兴之路

木结构建筑曾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不可取代的地位。到了现代,尤其是近几十年发展迅速的建房运动,木结构建筑才渐渐被遗忘。而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木结构建筑仍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中国建筑不只木

“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是中国建筑、中西建筑比较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但却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作者通过对中国建筑“五材并用”的传统和“土木之功”的表述的分析,否定了以“木”具有“阳”,“生”等“意义”来阐释中国建筑木结构体系成于“阴阳”、“五行”等说;提出了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结构形式,中国建筑都不局限于木的观点。作者认为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和研究应该走出以木结构为主的局限,希望建立真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建筑理论体系。     

从“材分七等”到“材分八等”

“材分制”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设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控制建筑尺寸的重要手段 ,而“材分八等”的由来 ,又是探讨这一问题的起点。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此仁者见仁 ,莫衷一是 ,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以一个新的视角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     

现代木结构建筑防火要求与安全技术研究

一、木结构建筑或砖木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或砖木结构建筑是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之一。我国是使用木结构建筑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我国至今保存着大量的木结构建筑,被列入重点保护对象的就达6万处左右。这些木结构建筑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约46%的工业厂房采用了木屋盖,民用建筑采用木     

基于整数尺法角度的佛光寺东大殿营造用尺复原研究

整数尺法是东亚早期的一种木结 构建筑设计方法,根据张十庆的研究,这种 方法也适用于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 好的唐代遗构佛光寺东大殿,其复原唐尺约 为29.6 cm。本文从整数尺法的角度对佛光 寺东大殿20 08年的实测数据继续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这栋建筑当初可能曾以1唐尺 =31.46cm的营造尺尺长进行设计和施工, 同时还可能存在一个1/3唐尺的尺度模数。另 外,又因此唐尺尺长作用下本建筑材广刚好 为1唐尺,故本文所推测的设计方案在满足 整数尺法的同时,也是“材分制”设计方法作 用结果的重要例证。文章还深入挖掘了佛光 寺东大殿的建筑技术细节,对认识整数尺法 和材分制的古代建筑设计方法和丰富唐代尺 度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唐大明宫含元殿材份问题的研究

含元殿作为大明宫的正殿为世人所关注,然而有关含元殿材份问题的研究却仍较欠缺。文章以木构建筑遗址作为切入点,利用含元殿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通过对遗址中残留构件——柱础石的分析,同时结合唐宋木构建筑的发展趋势,找出木构建筑中柱径与材之间倍数关系,从而推导出合元殿的材份大小,并得出唐代木构建筑的材份要远大于宋代。这对今后唐代木构建筑的复原工作将起到基础作用,同时对推导出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材份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气候适应性的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

中国古城有数千年的历史,不同历史朝代的城市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其中有许多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手法对今天的城市规划有借鉴的价值。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气候适应性研究,对指导现代城市设计,创造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继承和发扬地域传统文化,以及弥补古代城市建设史的学科缺失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该文采用训诂法等研究方法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深入分析古代城市选址、城市水系和城市布局的气候适应性,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系统整理基于气候适应性的古代城市形态。     

北京琉璃渠村公共空间浅析

门头沟区作为北京的西部屏障,历史悠久,＂京西古驿道＂从该区穿过,依托古驿道形成了很多极具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的古村落。琉璃渠村于2007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该文旨在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及实地调研测绘等方法研究北京琉璃渠村公共空间构成要素及公共空间形态的特征,同时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及研究来发掘古村落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探索人的行为活动与村落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承、弘扬、创新、超越——零陵“周家大院”映射出的古建筑延续空间

周家大院是位于零陵区富家桥镇涧岩头村贤水河畔的古建筑群,建设时间长,建筑规模大,于2007年正式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周家大院门前冷落,破旧依在,村民的生活依旧贫困。文章首先分析了周家大院古民居建筑群的历史与现状,然后从传承与发掘、弘扬与保护、创新与发展、超越与腾飞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周家大院人由贫困走向富裕的希望之路。     

“天地”与“自然”——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自然,主要有两个概念:"天地"、"自然"。"天地"的最大功能是孕育生命,具有生态的意义。天地具有神圣性。人参与天地的创造。"自然"不是指物质,而是指物质的一种性质,此性质为自然而然,即本性。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自然"概念,其深刻内涵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建筑的叙事特征——“史传”与“诗骚”

基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影响,叙事文学与建筑之间有着同样的历史发展逻辑。被传统建筑史研究所忽略的一些特征,在某种情境下通过叙事文学的途径透露出来,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史传＂与＂诗骚＂特征,也同样映射在建筑空间上。借此展开的研究,更能揭示出中国建筑发展的本质。     

瓜?童?瓜童!——对不落地短柱的词源考证与异地匠作同源关系探讨简

笔者对＂瓜柱＂与＂童柱＂的两种表达及其命名的原因有着深深的疑惑。当我们按照《营造法式》或《工程做法》将传统建筑仅当作一种＂制度做法＂的结果,是不是忽略了建筑史研究的很多重要内容？近年兴起的＂建构＂、＂建造＂研究,也将建筑史研究带入了＂建构史＂、＂建造史＂等领域,中国的＂建造史＂或可称之为＂营造史＂。那么我们如何进行我们的＂营造史＂研究？笔者试图通过近几年的田野调查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营造过程中两种符号指代＂瓜柱＂与＂童柱＂进行词源考证,借此引出对民间营造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闽南蔡氏古民居中汉字装饰的文化观念

通过对闽南蔡氏古民居的实地调查,探讨了古民居建筑装饰中汉字装饰所表现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分析了古民居建筑装饰中汉字装饰的作用和意义,归纳了古民居建筑装饰中汉字的文化观念,对现代的艺术创作起到启迪和借鉴的作用。     

构图与要素——学院派来源与梁思成“文法-词汇”表述及中国现代建筑

“文法”和“词汇”是梁思成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和中国风格建筑创作思想表述中的一对概念。他不仅用它们来说明中国建筑法式与结构构件和造型要素之间的关系．还由此发展出其中国风格建筑创作的方法,即”建筑可译论”。因此这对概念可以说是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与中国风格建筑设计理论的原点．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将两个概念置于梁所受的学院派建筑教育背景中进行考察。作者认为这项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理解梁的《营造法式》研究．他在1935年所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和在1950年代所提出的“建筑可译论”思想的理论基础．还可以进一步厘清学院派建筑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揭示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许多“中国风格”建筑的设计方法论本质．从而贡献于中国的建筑学术史以及建筑设计思想史。这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无论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还是1950年代“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创作．甚至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古都风貌式”以及所谓的“欧陆风格”设计都有着相同的方法论来源,这就是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构图”与“要素”设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