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信用的受损——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规划变更检讨

城市规划是一种具有"契约"性质的公共政策,理应接受信用程度的检讨。城市规划理论上的较高地位遭遇现实的巨大落差,认可和支持度都较低,这种现象表征的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问题。本文立足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规划变更入手,探讨了中国城市规划信用受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的结论:(1)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不完全契约,规划变更是对规划契约的再调整;(2)规划变更对规划信用的效果分别作用于既有规划和新的规划,以此共同决定着城市规划的信用;(3)城市规划的信用受损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政府在规划变更中对于不完全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积极使用。对此,应该尝试"剩余控制权"的分散和转移;贯彻"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强化规划事前救济;制度设计不应以减少行政成本为单一准则,而应该重塑城市规划的信用为核心目标,以更精准的公众参与,提升救济的效率。     

谈“一书两证”原件的归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是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它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 “一书两证制度”(即“选址意见书制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制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是《城市规划法》的重要内容。在执行“一书两证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书两证”(即“选址意见     

基于老龄化视角的TOD地区步行尺度——以日本选址优化规划为例

TOD站点地区确定规划圈层边界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步行尺度。在确定适宜的步行尺度时,规划多重视大多数人的平均标准,而缺少对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针对性关注。日本近年来较为广泛地开展了选址优化规划(立地适正化规划),其与TOD规划在规划理念与空间模式方面具有较多近似特征,其中重视在站点地区依据步行尺度界定范围和划分圈层就是二者共性之一。在轨道和公交站点地区,选址优化规划与TOD模式下的步行尺度概念虽近似,但内涵存在一定差异,选址优化规划中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更关注老年人的步行需求。基于老龄化视角的轨道站点地区的步行尺度有以下三方面应用:一是作为不同层次和类型节点分类的规划原则;二是作为划分不同规划分区、调整用地功能的规划原则;三是作为布局公共设施特别是公益性设施的规划原则。选址优化规划借由步行尺度的调整将老年人的需求充分融入用地规划和设施布局,从而促进城市规划建设更加符合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要。     

城市规划科学性源于科学的规划实践

“城市规划”这四个字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 ,按照比较通行的说法 ,城市规划是一项政府职能 ,也是一种职业实践 ,又是一项社会运动。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 ,当我们提到城市规划时 ,我们既可能是指城市规划的原则或方案 ,比如“一切建设活动应该符合城市规划” ,这里实际上是指法定的规划方案或规划原则 ;也可能是指从事城市规划专业工作 ,比如“做好城市规划” ,实际上是指做好规划编制、规划管理等具体工作 ;还可能是指一种过程或社会活动 ,比如“公众参与城市规划” ,实际上是指公众参与规划的全部过程和不同的领域。所以 ,广义上的城市规划…     

论我国行政规划法制的缺陷与完善——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为例

我国行政规划现实法制分散不统一,涉及规划类型众多。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为例,纵向经历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横向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不同规划衔接不畅导致程序层面的规划冲突,公权力控制与私权利保障不足导致实体层面的规划冲突。对此,我国行政规划法制的完善思路包括:一是明确专业性规划的法律地位;二是短期明确行政机关职权、提高公众参与程度;三是长远建构针对专业性规划的规划确定裁决程序。     

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参与者众多,但影响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机制可概括为三:一为官方法令制度对地方城市规划的控制与引导,即“官方传统”;二为民间流行的规划理论、方法技艺对具体规划的支撑,即“民间传统”;三为士人群体对前述两种机制的协调、决策与补充,即“士人传统”.基于地方志文献和地方城市案例研究,分别阐述三个传统的内涵及特点;总结其分工与合作;最后略论其与当代城市规划的关联与传承.     

实施城市规划的法律保证

<正> 我国的《城市规划法》正在制定之中,现提供三点意见,仅供参考。 一、改革计划、建设和规划管理体制,是实施城市规划的根本保证。长期以来,计划、建设和规划“三张皮”,各自为政,互不结合,不能充分发挥城市的综合功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多元利益诉求下的规划审批制度改革

我国城市规划实践的综合化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使得城市规划相关制度亟待改革,城市规划审批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研究在理清我国现行城市规划审批制度特点及内在缺陷的基础上,对城市规划审批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梳理,进而提出多元利益诉求下城市规划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规避内在缺陷,规划审批制度需向公共政策的本质回归;灵活应对多元利益诉求,规划审批制度须紧密围绕行政管理主线优化。     

制定

<正>联合国曾从三个方面定义城市规划:政府职能、职业实践和社会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加强了规划的政策性,强调了各级政府在组织编制、实施规划方面的责任;加强了规划的科学性,施行了注册城市规划师制度,强调了城市规划维护公共利益的职业价值;加强了规划的群众性,积极稳妥地推     

创建动态城市规划评估体系——破解我国规划权威性强化之难题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决定其具有较强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然而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预测和安排,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导致传统的静态规划本身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其稳定性也只是相对的,由此引起了对静态城市规划权威性的较多质疑.在城市规划的实际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与贯彻效果的客观评估,也导致了重复规划、过度规划等所谓规划浪费现象的出现.因此,论文首先归纳了我国规划权威性不足的种种具体表现,继而深入分析导致我国规划权威性不足的问题根源,并且提出了强化我国规划权威性的具体对策,以期通过动态城市规划评估体系的创建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规划尤其是法定规划的针对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人民代表大会在规划公众参与中的角色——兼议规划公众参与中权力、权利、公共利益的冲突

城乡规划的本质是制定和实施调控城乡空间资源的公共政策,如何在民主与法治轨道上引导规划公众参与,并平衡权力、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是规划部门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此,应分析权力、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及其冲突的处理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规划公众参与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辩证关系.     

美国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经验研究

美国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体系有着完善的顶层设计,强调部门协作、注重规划过程,具备系统的规划工具,在内容上将防灾目标与行动高度契合,并建立动态持续的规划循环。我国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尚处于起步阶段,体系建设并未成熟,主要有引导机制不健全、规划技术不完善、操作模式不规范等问题;参考美国的经验,需要在法律法规、组织机构、规范标准、规划技术、部门协作、公共参与等领域进行系统建设。     

探索务实的城市设计运作体系

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城市设计运作体系中城市设计编制和城市设计实施两个阶段中存在的不同问题和观点的深入分析评价,认为城市设计应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建设的具体特点,与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充分结合,在城市设计编制类型划分中采用两分法:整体城市设计和局部城市设计:在城市设计实施体系中采用融入型城市设计和独立型城市设计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以兼顾我国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效率和质量的双重目标,建立务实的城市设计运作体系。     

《拆迁条例》修订与城市更新制度创新初探

传统城市更新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土地再开发行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保证了强制性产权变更更新模式的推行,并因其在公益界定、程序规范和补偿机制方面的缺陷造成城市更新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在《拆迁条例》修订的背景下,结合城市更新运行机制,探讨城市更新制度创新的基本要点,包括公益限定、程序正义和公平补偿等基本原则。进而指出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更新过程中利益的分配与还原,应围绕城市更新政策制定和执行建构一个平等博弈的平台,使得政府、市场和居民等多元主体能够通过多方反复博弈实现利益平衡。     

A Study on Rural Social Network and Village Planning Paradigm in China

Current village planning in China, which mostly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from urban planning, is a rational planning model based on elite decision-making, resulting in many problems. Essentially, planning is a kind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multiple actors under certain social context. Since actors and their behaviors in villages are far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ities, leading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planning assumptions and prerequisites, village planning paradigms are prominently distinct from urban planning paradigms. This paper figure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argues that village planning is a kind of communicative planning based on endogenous order, referring to the paradigm development course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theories and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villages. In conclusion, it stresses that village planning should focus on social network and promote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sensus-building, and accordingly planners should adjust their role.     

透视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从两个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案例谈起

发生在内地和香港的两个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案例,由于两地不同的规划体系,公众参与出现了迥然的结果。为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文深入地分析了两地有关公众参与的体制差异,并从差异探讨其背后的规划理念和权力制约。通过认清本质冀望能促进规划观念的进步,让公众参与不再是一种形式,它更应由始至终贯彻在规划当中。毕竟,市民才是这城市中的主人。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和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遭受到重大经济滞胀冲击下的20世纪中期逐步兴起的一门年轻的学科。是把人,不同社会、历史、与环境背景下的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纳入研究对象,使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能够适用于不同国度、政治经济基础、社会历史文脉背景下的制度分析。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涉及到社会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也影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分析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城市规划领域中的运用,揭示其合理内核及其对于我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有益于探索我国快速城镇化战略挑战下的城市规划体制改革和有效实施的理论途径,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精明收缩理念下城市空置问题的规划响应与启示——基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比较

受金融危机冲击与产业经济转型的影响,我国部分城市出现了以人口减少为标志的城市收缩现象。如何处理和应对由于城市收缩引发的空置问题是当前空间规划和城市治理值得研究的课题。精明收缩提倡的"更小的用地范围内、更少的人口规模"的规划理念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制度背景和规划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态度与应对策略存在显著区别。本文通过梳理德国、美国和日本典型收缩城市形成的背景与动因,结合关键时间节点,分析这三个国家在应对城市空置问题的态度和演变,重点讨论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众等角色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厘清精明收缩理念在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适用性,并为我国城市如何合理应对人口收缩下的城市空置问题提供经验启示。     

旧城更新中的规划制度设计与个体产权定义——新加坡牛车水与广州金花街改造对比研究

界定明晰的产权在保持城市有序有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产权又是为制度所定义的。在旧城更新中,通过制度对产权的明确与限制,可以约束参与者的个体行为,从而实现整个城市发展的公共目标。本文通过对新加坡牛车水和广州金花街两个典型改造案例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发展目标和现状产权结构决定了旧城更新中不同的制度定义,而新设计的制度与基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则决定了旧城更新中的差异行为。以此为基础,文章强调清晰明确的产权定义是有效推动旧城有序更新的关键,而规划应作为明晰产权的重要环节在旧城更新中起到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