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开题论证会举行

5月14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组织的"2011年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开题论证会"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理工     

我国科普动漫发展现状浅析

在21世纪的新媒体格局下,利用科普动漫进行科技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技术普及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但目前我国的科普动漫的发展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都较为落后。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要提出相应政策;建立科普动漫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搭建科普创作人才与动漫创作人才的交流与共同创作的平台。     

维多利亚时期《知识》与《自然》之间的抗衡

维多利亚时代,与科学有关的期刊发展迅速,其中大名鼎鼎的《自然》（Nature）就在这一时期创刊。本文通过资料分析发现,《自然》虽然取得了成功,也是当时唯一一份维持到现在的世界级科学期刊,但是,另外一些期刊也依然值得纪念,如波达创办并经营的《知识》。这一期刊与《自然》曾经相伴相争,共同走过了一段岁月,最终消亡。不过本文认为,这一期刊从某种意义上更加具有科普的气息,而且更加为公众所喜爱。     

我国科普的新发展和需要深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比较系统地概括和梳理了我国近年来科技传播与普及（科普）的最新发展情况,分析并总结了我国科普工作在科普理念、科普政策、科普实践、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科普理论、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并对我国未来科普工作和科普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需要深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认为,我国近些年来在科普研究和实践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科普工作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科普研究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并将更好地发展。     

大型科普活动前期宣传效果评估的探讨——以2010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宣传为例

大型科普活动已经成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渠道,以2010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的宣传评估工作作为案例,探讨了前期宣传效果评估对于大型科普活动绩效改进及可持续性运作的指导意义。     

科普人才建设任务及执行路径分析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势,要求我国尽快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而科普工作是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支撑手段。我国目前的全民科学素质水平较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科普人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因此,必须加快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在尽快补足科普人才数量的同时,扎实提升科普人才的工作能力酝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要围绕重点任务的执行需要,设计好支撑办法,形成环环相扣的措施体系,并最终实现建设一支“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科普人才队伍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支撑。     

陕甘宁边区的科普及其影响

科技普及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措施。边区科普坚持了科学为战争服务的原则,提出"科学的方法应该与科学的任务一致",理论与实践一致的理论。实践中重视干部和技术人员培养,重视群众教育,重视用科学解决群众迫切需要的问题,制定许多政策法规。建立科学机构,积极宣传报道科技,举办展览会。发动干部深入基层,用科技解决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巩固了边区,使群众和党紧密团结,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陕甘宁边区的科普理论与实践对新中国的科普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2014 年PCST 会议概况

公众科技传播国际会议（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由国际公众科学技术传播网（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组织,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国际科技传播领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学术会议,在推动国际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美国实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

公众科学素质水平决定着一国之劳动力素质和文明程度,对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为了保持美国的国际科技领先地位和竞争力,奥巴马政府近期制定了联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五年战略规划。规划对提高国家STEM教育质量、保证和增加青少年及公众对STEM教育的参与、加强在校大学生的STEM学习、更好地服务于STEM教育传统上未受重视群体、为未来STEM劳动力提供所需的研究生教育以及建立一个高效的跨部门合作的新模式和建立并运用基于实证研究的路径等进行了详尽的部署。为此,应面向未来加快制定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长远规划。     

1912—1949年中国科技界体制初探

1912年"中央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科技界形成。从此中央政府一直通过相关机构对科技界进行有效管理。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了附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中央研究院,后为国民政府直辖,科技体系由此慢慢壮大。1949年中央研究院留大陆部分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主体。由此可见,中国科技界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的,不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自发形成,因此,科学研究必须借助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成为建设新型文化的出发点。